綜合討論側記
撰文 | 范韻（輔仁大學宗教系博士生）
攝影 | 吳寧馨（輔仁大學宗教系博士候選人）
在圓桌討論部分，魏樂博教授並沒有一一回應論壇各個部分所涉及到的問題，而是給我們分享了兩段自己的經歷，希望能够帶出自己在論壇中被激發出的新思考。以下是魏樂博教授的講述：
我先說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和靈媒沒有什麼直接關係，是我自己經驗的一個故事。二十多年前，我飛到香港開會，是我自己組織起來的一個小會議，晚上很晚才到飯店。到了之後，我就接到弟弟的電話，說我們的大姐過世了，喪事定在兩天後。我就想，從香港到芝加哥，兩天之內能回去嗎？我實在不敢確定。即使能買到飛機票，大概也還是來不及。而且這是我自己出錢組織起來的小會議，我走了那會議怎麼辦？所以我決定不回去了。我當然也很傷心，我大姐她患有癌症，也不是說完全沒想到。我很傷心，我坐在床上。過了一會，我大姐也坐在了床上。我在這，她在那。她沈默著不講話，我也沒講話。我看她，就是我沒有生病的大姐，不是飄飄然的那種東西，是她。過了一會，我也不知道是幾分鐘，還是幾十分鐘，她就不在了。沒別的事情發生，那天以後她也沒再回來。那是怎麼一回事？第二天我起來的時候，我在想，這就是心靈的一種現象，是一種像愧疚感一樣的東西。因為我回不去，或者說決定不回去，那我的心裡就會不安。我就用了一個很簡單的心理學來解釋。
我那麼多年都在研究臺灣和大陸的宗教境況，聽到那麼多人講到跟亡者有關的經驗。我也知道，我的經驗不是很奇怪的東西，很多人都有類似的經驗。但很多年以後，在我爸爸過世以後，有一天，我在過街。突然那種傷心就再來了，不像我心裡面上來的一個東西，而像是外面來的一個東西在打我。我突然就不能走路了，差一點被撞到。我就在想，那種感覺是哪裡來的，真的是我心裡面來的嗎？還是外面來的？我姐姐是我心裡的一個東西，還是外面的一個東西。我們為什麼把這些東西說成是從裡面到外面來的，而不是從外面到裡面來的？當然我是一個教授，我很難說這是一個像「好兄弟」那樣的經驗。但是那天之後我就想裡外的區別在哪裡，我們為什麼要去區分？
魏樂博教授從自己的經驗中想要引出的第一個討論是我們應該如何界定「事實」？當我們將 DSM（《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當成是事實，而將靈媒看成是精神現象，不是真的有神附身，那麼事實就是世界不存在神明。這樣的話，坐在他身邊的姐姐，還有香菱的神像算什麼呢？她們只是一個象徵（symbol）嗎？老百姓並不是這麼理解的，香菱就是神，而不是神的代表（representation）。她實實在在地嵌入了人們的生活之中，響應著人們的祈求，連接著人們的情感，她就是事實。從這個角度來看，靈媒和神像也是類似的，雖然一個是人的身體，另一個是木頭的身體，但他們都是神，只是用了不同的化身降臨人間。當然，其中一部分代表著一些傳統價值，但是如果只是把宗教化約為某些價值的代表，那就是不對的。
魏樂博教授第二點要講的是關於個體和社會的問題。我們常常認為個體自身是一個「我」，外面是「他者」。但是，在魏樂博教授所講述的姐姐的故事中，他的姐姐是他者嗎？還是我呢？他認為這樣的問題可能是一個錯誤，是人自己創造出了內外的區別，而這並不是一種自然的區別，特別是從人類學所強調的關係性（relationality）視角來看更是如此。他更提出，我們並不一定從我和他開始，或許還可以從一個關係開始，所以姐姐是真或假，是事實還是想象，並沒有那麼重要，她可以都不是，也可以都是。
第三點則是關於能動性（agency）的討論。魏樂博教授提到他與吳科萍教授還合作寫了另一篇討論靈媒的能動性的文章，他們發現當問到靈媒們是不是他們自己主動地在做些什麼的時候，他們都一致說沒有。他們會說都是神明強迫他們，他們才做。但是，如果現場觀察他們所做出的動作，會發現是非常具有能動性的。魏樂博教授指出能動性可以有很多種表現形式：有英雄式的能動性（heroic agency），就像古希臘英雄那樣主動承擔起責任；也有一種被動式的能動性（passive agency），就像靈媒被神明驅使這種特殊的行為。而在魏樂博教授所分享的故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那種與亡者的相遇，並不能完全確定說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這些事情就是處於一種中間的狀態。
最後一點是對物質環境的重要性的強調，同時也回應了李維倫教授關於家庭主義的討論。魏樂博教授說他自己會更關注在物質環境改變的時候，情感怎麼改變，人的關係又怎麼改變的問題。之所以人們會變得挫折、沮喪和瘋狂，有都市化中環境變遷的影響，也有家庭主義的影響，這並不是二選一的問題。接著，他又提醒說，關於家庭主義的討論要結合歷史或者區域來看待，比如中國大陸在計劃生育前後的家庭主義是有所不同的，甘肅和廣州的家庭主義也會不同。但無論如何，物質環境的變化，始終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物質不只是物質本身
魏樂博教授所提出關於內與外、事實與象徵、我與他者的議題，都是在強調二分法對我們理解宗教現象形成了一種阻礙。因此，李維倫教授在回應中也重新澄清了他在演講中所說的「心靈結構即是世界結構」的說法。他說之所以區分心靈與世界，並不是在強調在內裡的心靈迷惑了我們對外在世界的感知，而是強調在靈媒的經驗中，他們只是依照這個世界的真實在行動。同時，李維倫教授還就 material 這一用詞提出了疑問，因為這個詞似乎難以涵蓋文中所要強調的人與物質的關係。
林瑋嬪教授對此也作出了補充，並以她所寫的《靈力具現》一書來進行說明。她認為我們對神明的想象，是非常需要透過物質來呈現。我們跟物質的互動過程會讓我們逐漸認出神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而且隨著互動的增加我們也會不斷地豐富對他的理解。當物質被摧毀後，人們與物質之間長久建立起來的情感也同樣被摧毀，這就是他們的痛苦所在。
魏樂博教授在後續也與大家分享了沈公子的另一個妻子鳳珍的故事。過渡廟被拆之後，在新廟中鳳珍的媽媽仍然還是拿著鳳珍的照片，每年請人來做儀式。而神明們被趕到地下室的那年，不能做儀式的時候，她雖然沒有瘋，但是很難過，用很多時間跟道長辯論也沒用。孩子死了，但還有一個神跟她有關係，儀式激活了並延續了一種關係性的存在。而只有一張照片，卻再也不能做儀式的時候，與神明的連接就斷了，關係性的存在也隨之再次消逝了。
王鏡玲教授同樣分享了兩個臺灣在地的例子。臺灣原住民在土地受到侵占之後，他們的通靈者也在替祖靈哭泣，表達他們的悲傷，因為後代們都已經不認識祖靈了。另一個也與都市化有關，淡水地區開發的過程中，某個區域的土地公們也被遷移到一個聯合的土地公辦公室，被迫擁擠到一起，那這樣的變化是不是也會引起神明們的不滿和求救？
彭榮邦教授更是從生態環境的潛能延伸到人身體上的潛能來思考。他覺得我們與另一人相處二三十年，所累積在彼此身中的能量是很巨大的。亡者突然消逝，在這麼短暫的時間內它是沒有辦法得到處理的。這時候就需要一個很具體的靈媒才可能重新召喚出那些能量，這也許就是牽亡的意義所在。
在談靈媒之前還可以談什麼？
王鏡玲教授在回應牽亡的議題時，提出了自己最近參加的家族排列活動，她認為這樣的活動與牽亡具有類似的效果。李維倫教授在現場簡單地演示了空間站位的不同會讓人有完全不同的感受，於是他就順勢對現場提問說現在這附近有通靈嗎？他提醒我們，在談靈媒之前，其實還有很多事情我們可以先說清楚，比如說身體的感覺，它不是代表，它就是一種現場，但同樣蘊含著一個人存在的基本經驗結構。當我們活在廟宇和神像被摧毀的狀況下，有沒有可能再轉變成其他的形式？當然可以，因為維繫情感聯結這件事情，可以從最基本的經驗結構衍生出很多形式，這個需求本身不可能被阻止。同時，也正是因為在人身上存在著一種經驗結構的可能性，在心理治療裡面，我們才可以經由「宛若」（as if）[1]，進入到另一個人的經驗之中，好像我可以理解他、看到他、與他同在。
能動性≠不受苦
現場的提問中，有人會關心村民們面臨如此嚴格的管制怎麼辦，也有人提出在歷史上百姓面臨管控常常有自己靈活的應對方式，還有人提出了網路上流行的「顯化教」用「你相信什麼，外在就顯化什麼」這樣一種自我治理的方式化解苦難（雖然不可能真的化解）。人們在面臨威權時中所激發出來的那種靈活的抵抗確實充滿了實踐的智慧，但毋庸置疑，即便是採取一種妥協或者說偽標準化的方式，原先的情感聯結被威權強制切斷，或者行為被無理規訓的痛苦是實實在在的。李維倫教授之所以提出物質、情感的改變背後存在一種名為「家庭主義」的權威，是為了讓這一造成苦難的結構顯露於我們面前。物質是重要的，因為它銘刻了人的能動性，飽含著人們的情感，但同時物質也是脆弱的，一旦遭受過度的力量，它會連帶我們的情感一起破碎，進而人就會陷入沮喪和瘋狂。也許正是因為物質的脆弱性，它反而能成為我們的反觀社會權力的一面鏡子，這也許就是魏樂博教授對它如此重視的原因吧！
[1] 這裡的「宛若」（as if）出自胡塞爾的現象學，指的我們不把所遇到的事物視為理所當然，而是將其視為一種感知的可能性，宛若如此。這是現象學先將事物「存而不論」，而只將其視為「現象」的一種思考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