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蔡彥仁教授對W·史密斯《什麽是經典》的書評： 關於Wilfred C. Smith與其著作《What is Scriptur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作者 | 任遠＿加拿大University of Regina 宗教學系教授
第十一期 2025.07.15
引言
二十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在宗教學研究領域裡負有盛名的W· C· 史密斯先生，於1993年出版了一部影響力很大的研究著作，題爲What is Scriptur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什麽是經典? 以比較的方法探討）。[1]。原著爲英文，全書共381頁，內文242頁。史密斯教授早年専攻伊斯蘭教，後來又花了很大的功夫研究印度宗教。有哈佛同學告訴我，通曉多國文字的老先生五十歳又開始學習梵文。他出版的専著和文章，在當時以及對後來的宗教學研究，影響非常深遠。従事宗教學研究的學人，過去幾十年都是把史密斯的著作當成必讀書目的。
蔡彥仁教授的這篇文章，發表在1997年《新史學》第八卷，第二號，篇幅不長，既可以看作是書評，也可以看作是簡短的導讀。現在回望當時宗教研究界的情況，其意義大致有以下幾個：
第一，史密斯是宗教史和比較宗教學的著名學者，也是1960 – 1990年代的領軍人物。他的著作很多，在宗教學界有著巨大影響力。而這部新作，如蔡彥仁自己在文章中所提到的，從理論上有著宗教學研究的「總結性」的意義，也是史密斯在多年來研究中對各個不同宗教典籍研究方法所作的提綱絜領的總結。
第二，如此重要的著作理所當然應當介紹給中文讀者們，特別對於宗教専業的學生和老師，更應該盡量全面理解在世界範圍內，宗教學領域裡發表的最新研究成果。回顧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的建立過程，雖然1996年尚未成立，蔡彥仁作爲一個認真而嚴謹、具有前瞻眼光的學者，他意識到在沒有這部著作中譯的情況下，盡快推薦它的重要性，是爲日後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宗教學研究梯隊必不可少的材料和知識儲備。
第三，史密斯和一些他同時代的宗教學研究者，繼承了西方宗教學研究近兩百年以來一直在推行的世界宗教研究方法，走出了過去傳統上以基督教爲中心的狹窄的觀察視野，把宗教中的概念、問題、實踐，擴大到一個世界宗教（即東西方傳統都包含在內的範圍來理解、分析和分析。這個角度，在東亞，對傳統的儒、釋、道的研究方法和觀點也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啓示和思路。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史密斯的著作尤其重要，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重讀蔡彥仁
作爲宗教學研究領域的過來人，現在回望三十年前宗教學研究的狀況，越發能體會、理解當年史密斯在77歳高齡，完成並出版這部専著的原因和遠見，也越發能理解蔡彥仁在政大宗教研究所籌備時期的遠見，他的目的是要創辦台灣第一個具有現代科學研究爲堅實基礎的，有開闊的國際視野的研究所，要培養具備這些素質的科研人員。即使到了現在，對新一代宗教研究學者的研究，史密斯的觀點仍然有著積極的指導作用。重讀蔡彥仁文章，也譲我想到幾點，也是他的書評對我的啓發吧。
首先，蔡文（253頁）總結史密斯的觀點的時候說，「分析的目的在於解釋，但是如果未能基於對客體的真正理解（understanding），解釋充其量只會造成歪曲與誤導」。解釋與分析中的歪曲和誤導（無論有意或無意），都是很常見的情況。這也是造成不同教派産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以及後來學者爭論不休的原因之一。史密斯在書中特別提到：「每個句子通常至少有兩層意思：即對於那個宣講人或者寫錄的人所含有的意思，以及聽眾和讀者所感受到的意思。……如果有一百個，或一千個，或一百萬個讀者，事情就變得格外複雜了」（史密斯87頁）。簡單説就是：宣講人説的和聽眾所理解的，是不是一回事？傳統上，經典研究有一個術語Allegorical ，指的是採用這個方法的人，相信除了經典文本字面上的含意，還隱藏有更深一層，甚至幾層含意；而文本中的人和物，只是作爲其他東西的象徵而存在。神話和傳説與文本的關係大體就屬於這種情況。相反，另一種只是教條地按照經典字面的意義去理解與實踐，認爲這就是「原本」的精神和教導，只有這樣，才是純粹的，正確的。然而，這樣的理解也同樣造成了很嚴重的問題：這就是，解釋者都沒有生活在經典形成的那個年代和環境，他所能做的，只能是以他生活的環境和時代的經驗，或者利用晚出的材料來解釋、印證古代的經典。可以想見，差別會有多麼巨大。後來人用自己的生活環境、文化背景和歷史條件來解釋「經典」，把自己的主觀理念和想像強加給古人，其實是以原本不存在的東西擴充了經典。
經典的必然改變
經典的變化是絕對的，要充分考慮到經典在傳承中的「變化」這個因素，如社會環境，歷史條件，不同的信眾人群，以及經濟生活的變化等等。另一點，同一個宗教中，經典的「不統一」也是絕對的。經典與非經典（其他宗教文書），根據時間、地點、人群、社會形態，地理條件，歷史背景等等，互相轉化的情況也屢見不鮮。以佛教爲例。大乘佛教和南傳佛教的經典，是很不同的，從來都是各念各的經。例如大乘的《妙法蓮花經》，自從譯成漢文以後，在漢文化圈裡一直是最重要的經典之一。日本的日蓮宗甚至把它奉爲聖典，每日要唱誦它的經名，以求福祉。而這部佛經，在南傳佛教中卻從來沒有見到這種情形。反之也是一樣， 南傳的根本經典《阿含經》，雖然大部分早已有漢文譯本，但是在漢語文化圈裡，即大乘文化影響的圈內，從來不流行。類似這種情況，史密斯解釋説，「任何詞語或概念，對任何人都是具有其含意的，遑論任何短語，句子，或文本，它都包含了並且是選擇性地與一個人整體的經驗與世界觀融為一體，成爲其一部分。正因爲如此，對任何兩個人而言，意義永遠不可能完全相同，（儘管在某些情況下，區別非常微弱以致可以在實際中忽略），在兩個不同的世紀（區別非常明顕），任何兩個地域，也是同樣道理。（史密斯87頁）
有些重要經典一再翻譯，例如《金剛經》。它的七個譯者都是古代有名的翻譯家，後來的譯者多批評前面的譯本是「錯的」，給出了這部經典需要重新翻譯的理由。這裡面要問的是，錯，爲什麽會「錯」？更重要的是，爲什麼會「這樣錯」，而不是「那樣錯」？這就牽涉到我們上述的基本問題：不同的時代，地域，文化背景，教派等，對經典的理解是很不同的。在不斷地「糾錯」過程，就是顯現，完善，充實自己一派不同理解的過程。這樣，多種經典於是形成了，在變化中得到了發展，發展中又促使更大更多的變化出現，結果就是造成經典的多樣性，不同經典起到了同樣的權威性。
經典的如何與為何
史密斯有關閲讀和理解經典的論述雖然是三十年前的，但是對於我們宗教學研究者而言，仍然有很大的啓發和警示作用。他在這本書的結尾也再三強調：「我們現在爭論的關鍵議題不是經典本身，而是需要判定對於經典的理解，以及當經典在什麽時候，什麽地方被視爲很重要，它是如何在人們所生活的地方起作用。這很容易引發出多層面的問題」（史密斯213）。這個原則，完全適用於我們研究佛教，道教、儒教等，眼界放開，思想才能深入。瀏覧蔡彥仁發表的大量文章和著作，尤其是有關台灣基督教和本土宗教的研究，他其實也是遵循這個原則的。
註腳
[1] 筆者從英文標題直譯。本文中所引用的史密斯著作段落，均為筆者所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