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蔡彥仁教授〈群體的、批判的自我意識：論史密斯的宗教神學〉感想
作者 | 張毅民＿國立臺灣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第十一期 2025.07.15
摘要
本文主要在介紹蔡彥仁教授在其將近30年的學術生涯中，持續不綴地深入研究Wilfred C. Smith的宗教理論，如何呈現他對宗教學研究在華人學術界獨立性之確立與發展的鴻鵠壯志與針貶的勇氣。全文分成三大段落：首先介紹蔡彥仁教授1990-2007年間對W. C. Smith理論的研究與如何呈現於他在這段期間發表的論文中，以及如何與其學術生涯重疊。本文第二部分介紹他於2007年發表之〈群體的、批判的自我意識：論史密斯的宗教神學〉長文，蔡彥仁教授除了介紹W. C. Smith理論之外，更陳述了他自己的批判觀點，指出W. C. Smith理論的盲點。本文的第三部分嘗試從「史密斯式的閱讀」的角度，延伸討論Smith理論，對「AI與宗教」研究的啟迪與時代性意義，探索在人工智能日益發展的當下，宗教研究者如何在Smith理論的協助下獲得啟迪，並以「AI與宗教」嶄新跨領域研究的方式，延續蔡彥仁教授對W. C. Smith理論的研究與反思。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cholarly trajectory of Professor Yen-zen Tsai, focusing on his sustained engagement with Wilfred C. Smith’s religious theories over a nearly 30-year academic career. It highlights Tsai’s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religious studies within Chinese academia and his critical approach to establishe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e study is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sections. First, it traces Tsai’s research on W.C. Smith’s theories from 1990 to 2007, analyzing how this work was presented in his publication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his academic development. Second, it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sai’s seminal 2007 publication, “Corporate, Critical Self-consciousness: On Wilfred Cantwell Smith’s Theology of Religion,” exploring Tsai’s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Smith’s theories and his identification of their limitations. Finally, the paper extends the discussion to consider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a “Smithian reading” in the emerging field of “AI and Religion” research. It explores how Smith’s theories, as interpreted and developed by Tsai, can offer new insights for religious scholar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uggesting avenues for futur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is study not only illuminates Tsai’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religious studies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e ongoing relevance of Smith’s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addressing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一、前言
蔡師彥仁教授對哈佛神學院宗教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rld Religions,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前主任史密斯教授（Wilfred Cantwell Smith，1916-2000）的宗教學理論長期投以關注並不斷發表相關論文，反映出他經年不綴研究Wilfred C. Smith的理論與思想甚有心得並且甚有同感，也顯示出蔡彥仁教授對宗教學研究在華人學術界獨立性之確立與發展的鴻鵠壯志、與其針貶學界的勇氣。蔡彥仁教授2007刊登於《新世紀宗教研究》期刊之〈群體的、批判的自我意識：論史密斯的宗教神學〉長文，因此並非他對Wilfred C. Smith宗教學理論與思想的單獨文章，而是他（至少）在1990年到2007年期間，長達17年的研究心得的彙整，是他諸多論及Wilfred C. Smith思想的文章之一，是以這一篇論文應放在這個脈絡中來認識。
本文主要在介紹蔡彥仁教授在其將近30年的學術生涯中，持續不綴地深入研究Wilfred C. Smith的宗教理論，如何呈現他對宗教學研究在華人學術界獨立性之確立與發展的鴻鵠壯志與針貶的勇氣。全文分成三大段落：首先介紹蔡彥仁教授1990-2007年間對Wilfred C. Smith理論的研究與如何呈現於他在這段期間發表的論文中，以及如何與其學術生涯重疊。本文第二部分介紹他於2007年發表之〈群體的、批判的自我意識：論史密斯的宗教神學〉長文，蔡彥仁教授除了介紹Wilfred C. Smith理論之外，更陳述了他自己的批判觀點，指出Wilfred C. Smith理論的盲點。本文的第三部分嘗試從「史密斯式的閱讀」的角度，延伸討論Wilfred C. Smith理論，對「AI與宗教」研究的啟迪與時代性意義，探索在人工智能日益發展的當下，宗教研究者如何在Wilfred C. Smith理論的協助下獲得啟迪，並以「AI與宗教」嶄新跨領域研究的方式，延續蔡彥仁教授對W. C. Smith理論的研究與反思。
二、蔡彥仁教授研究Wilfred C. Smith理論經年不綴
蔡彥仁教授早在1990年《東方宗教研究》期刊發表之〈晚近歐美宗教研究方法學評介〉文中（同文也見1991年《世界宗教研究》期刊），便開始介紹Wilfred C. Smith的宗教學理論以及他自己的看法，並且將其思想與理論放在歐美宗教學術領域的脈絡中評述，認為Wilfred C. Smith的理論讓「宗教哲學真正涵蓋了世界各大宗教傳統，而其〔Wilfred C. Smith〕以人為思考、關懷輻湊的說法，也具備了有力的包容性」，（蔡彥仁1990：275）此時蔡彥仁教授尚是哈佛大學神學院宗教史博士候選人。1993年獲得博士學位後返台，先後服務於天主教輔仁大學與中國文化大學，1994年出版於《新史學》之〈中國宗教研究——定義、範疇與方法學芻議〉文中，蔡彥仁教授繼續介紹Wilfred C. Smith的理論，指出Wilfred C. Smith主張宗教性是普遍的人性質素（universal human quality），應是宗教研究者了解與嚴肅對待的觀點，在同文中，蔡師延續Wilfred C. Smith的觀點進一步論述中國宗教學建立的可行方向，認為儒家具有濃厚的人文理性色彩以及宗教性，借用西方宗教學者（例如Wilfred C. Smith）的理論與方法，實有助於重新檢視傳統華人學者對宗教研究及儒學的看法。
1996年，國立政治大學成立宗教研究中心，蔡彥仁教授同年發表〈宗教研究的理論與趨勢〉與〈世界宗教研究與儒學研究〉兩篇文章，前文指明「獨立自主的宗教學尚未在台灣學術界生根發展，意即我們的社會已產生繁複的宗教活動與宗教現象，但是我們尚無能力對此重要現象加以適切的釐清與詮釋，並將其與其他人文與社會學科整合」，而Wilfred C. Smith作為西方宗教學術機構之哈佛學派代表人，其重視比較宗教、宗教史以及宗教的意義與目的之研究，實應值得國內學界借鏡；後文表明經書研究以及人的宗教性兩大面向，應是儒學與西方宗教和文明的對話與比較的切入點，是「極富啟發性的比較研究的途徑」，而Wilfred C. Smith強調之人的宗教性與積累傳統，對此有綱領式的總結與啟發性，可見蔡師彥仁教授在戮力於宗教研究學術領域在獨立性之確立、以及儒學（與新儒學）如何參與國際宗教學界之比較宗教研究對話時，Wilfred C. Smith思想對他的啟發性。1997年，蔡彥仁教授在《新史學》期刊刊登Wilfred C. Smith所著What Is Scripture? 的書評，扼要並系統地介紹了該書，文章再度表明Wilfred C. Smith主張人是宗教的主體，先有人之後才有宗教意義，是以研究宗教聖典（scriptures，蔡彥仁譯詞）時，倘若脫離了人，聖典其實就失去了神聖意涵，淪為物化的文本而已，另一方面，Wilfred C. Smith的scripturalness（蔡彥仁翻譯為「聖典性」）對廿一世紀之儒學研究具有啓發性，認為儒家經書同樣具有超越意義，是宗教研究領域中不折不扣的聖典（scripture）而非早年西方傳教士口中的「經」（classics）而已。（蔡彥仁 1997：254）
2000年政大宗教所正式招生，蔡彥仁教授擔任首任所長，同年他在「第二屆華人學者宗教研究論壇」中發表〈信仰者與研究者：一個當代宗教學術論爭的省思〉一文，除了再次提及Wilfred C. Smith的觀點外，更對台灣與大陸之宗教學界提出針貶，指出中國與臺灣的宗教研究現況的問題有三：一、視宗教為社會的依變項而忽略其中屬於人或超越之精神面向，二、以宣教為目的而大量發表宣信（告白）式的作品導致缺乏學術深度與批判力，三、因政府官方主導而影響研究者的態度與方向而導致信仰者與研究者處於異化（alienated）狀態。蔡彥仁教授指出，這些都是造成宗教研究在華人社會發展不利的因素，同時，勇於指出華人社會中宗教研究的弊病，是有其必要的。蔡彥仁教授並不認為西方學界之二元對立思考模式（例如研究者與信仰者之二元對立關係）適用於華人宗教研究學界，但是，他山之石仍可攻錯，即：研究者與信仰者之間的關係應是相互主體的、相互涉入與彼此欣賞的共存關係，同時華人宗教學界應揚棄宗教研究屬於認知型知識（cognitive knowledge，Donald Wiebe之語）的狹隘視野，另一方面他主張宗教研究應該是一種「接近藝術或音樂學門，〔研究者〕需具備宗教感、聆聽、賞析等態度與條件，期待在肯定信仰者與研究者的相互主體性之後，華人社會的宗教研究能發展出具有己身特色的康莊坦途」。（蔡彥仁2010：20）蔡彥仁教授因此明確主張：與其從理性和認知科學的角度認識宗教，不如將視宗教為音樂、而宗教研究應該更接近一門藝術學門。2004年，蔡彥仁教授也開始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宗教經驗及其理論建構：以Wilfred C. Smith、Mircea Eliade、Ninian Smart 為探討範例」（三年期），認為此三人雖然生於西方，受教於歐美，但是其學術視野卻及於世界各宗教與文化傳統，其身份不是今日學術領域中的專家（specialists），而是人文理想中的通才（generalists）或比較學者（comparativists），這一點對於台灣之宗教研究發展具有提醒的作用。
關於宗教研究應該是一種接近藝術或音樂學門的倡議，他在2013年發表於《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期刊之〈宗教當作音樂：一個類比觀點〉中有進一步的闡釋，他表明「宗教的核心在人，更在人的內在感受，此核心即是一不可分割的整體，誠如音樂的類比所示，音樂有單、複、多音之分或聲量大小之別，但本身是一整體，無法拆散切割，否則即成碎因、噪音或雜音，難成悅耳之曲。」（蔡彥仁2013：89）他認為宗教學者常遷就自己的專業研究進路（例如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的既定觀察模式，但這種遷就方法訓練的結果往往造成宗教主體的分裂，「宗教現象學者慣於建構宗教『主題』或『面向』，藉此整理和歸類複雜的宗教現象，其流弊則容易陷入聚焦於彰顯研究者眼前的表象，卻忽略型塑現象的積累傳統，……宗教的不可分割和整體性特質正好提醒我們迴避這些弊病。」（蔡彥仁2013：89-90）而文中所謂之「積累傳統」（cumulative tradition）其實是蔡彥仁教授經年撰文援引Wilfred C. Smith在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宗教的意義與目的）書中的核心觀點。Wilfred C. Smith主張宗教必須以分兩個層次檢視之，一個是「積累傳統」，另外一個則是faith（蔡彥仁譯為「信心」），後者是「人類普遍的質素，蘊含企求與回應超越的機能」，前者是「孕育與反映此機能的歷史印證，兩者的關係雖然是辯證、互補，但是信心（faith）方是宗教信仰者的主體，亦是學者應窮究的終極對象」。（蔡彥仁2007：174-175）
關於Wilfred C. Smith理論對儒學（或新儒學）研究的啟迪，蔡彥仁除了在1997年發表了〈比較宗教經典與儒學研究：問題與方法學芻議〉之外，更先後在2005、2008年發表〈論史密斯（Wilfred C. Smith）的「宗教性」：兼談當代新儒家的宗教觀〉以及Selfhood and Fiduciary Community: A Smithian Reading of TU Weiming’s Confucian Humanism（中譯：自身與人倫社群：杜維明儒家人文主義之史密斯式的閱讀），持續撰文著述，表達其立場與看法。一方面，蔡彥仁教授表明「就二十世紀的宗教研究而論，史密斯無疑地是一位影響深遠的關鍵性學者」，同時，蔡彥仁也指出，「史氏的許多極具創建性的見解，在我們思索自身文化和宗教傳統，並試圖釐定未來走向的時刻，正可提供一個比較和參照的視野，更具學術趣味的是，他對宗教的看法，對多年來學者爭論的『儒家是不是宗教』之議題，提出可以銜接和深入討論的途徑，非常值得我們嚴肅以對」。（蔡彥仁2005：38）蔡彥仁教授指出：杜維明在儒家傳統的論述中提出「群體的、批判的自我意識」（communal critical self-awareness）一詞，「其實呼應史密斯再三致意的『批判的群體自我意識』（critical corporate self-consciousness），再者，在面臨全球化與現代化的挑戰之際，杜氏亦與史氏的『世界社群』概念同調，主張儒家應當勇敢面對，以同情式理解的態度與其他宗教和哲學進行對話，如此一方面持續肯定『心性』的創造與轉化潛能，另一方面則擴充『人倫社群』（fiduciary community）至更大的範疇，如能同時堅守儒家的傳統內涵與納入新的生存情境，其前景展望應該是正面而樂觀的」。（蔡彥仁2005：51）蔡彥仁教授在此表達了他對於儒學未來發展前景的期待，即不僅應走向國際學界的互動，更應該走出傳統儒學領域，與宗教和哲學學界進行對話，杜維明教授和Wilfred C. Smith思想的對話與理論的相互借用，是一個美好的範例。2011 年 7 月 12 日法蘭克福大學（Universität Frankfurt）「批判、規範性與當代儒學：跨文化視野」（Kritik, Normativität und zeitgenössischer Konfuzianismus: transkulturelle Perspektiven）圓桌討論會中，蔡彥仁教授發表「儒家心學：宗教史觀點的反思」（Confucian Heart-and-Mind: A Refl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討論當代新儒家與宗教的關係，他認為當代新儒家與某些本質主義的宗教學者比較容易展開對話，指的就是Wilfred C. Smith教授。
三、蔡彥仁教授〈群體的、批判的自我意識：論史密斯的宗教神學〉
蔡彥仁教授〈群體的、批判的自我意識：論史密斯的宗教神學〉係於2007年發表於《新世紀宗教研究》的長篇期刊論文，全文有兩個主旨：一、從綜觀的角度介紹Wilfred C. Smith如何解構西方世界宗教學因極端客觀主義與基督教中心思想導致之宗教研究的物化與偏差，提出新的認知典範的主張：人才是宗教研究的核心、研究者應具有群體的、批判的自我意識並依此檢視任何關於真理的論述，第二、反思Wilfred C. Smith主張之宗教神學的利弊得失。蔡彥仁認為Wilfred C. Smith意欲建立一個適用於普世宗教研究之宗教神學（theology of religions）、或世界神學（world theology），或「如史氏自稱，他所奉獻或委身的主題是『比較宗教神學』（theology of comparative religion），或稱為『全人類的宗教歷史神學』（a theology of the religious history of humankind）更為適切」，（蔡彥仁2007：189）以超越西方宗教學界長久以來因受基督教影響而造成的狹隘格局，以及更正近現代西方思潮極端化客觀、實證而導致物化人文的弊端。蔡彥仁指出，Wilfred C. Smith宗教神學的目的在於「企圖達到如何真正理解『人』以及如何進行有效地詮釋，『性靈知識』（humane sciences）本來即是由人的主體出發，理解另一主體的知識，而『性靈知識』亦是基於人的自我意識所建構的人文或人本認知，為此，史氏提出『批判的、群體的自我意識』作為概括其宗教神學的總結，也可視為進入其複雜理論的關鍵」。（蔡彥仁2007：187）
蔡彥仁教授儘管心儀並且同感Wilfred C. Smith對宗教研究的看法與論點，但是他並沒有在〈群體的、批判的自我意識：論史密斯的宗教神學〉文中一面倒地宣揚Wilfred C. Smith論點，相反的，他在介紹Wilfred C. Smith的理論內容論述之後，立刻接續「延伸討論」一節，從「宗教的定義與內容」與「宗教的範疇與詮釋」兩個角度深入討論，除了陳述正反意見之外，更提出自己對Wilfred C. Smith理論的批判觀點。蔡彥仁教授在文中指出，Wilfred C. Smith理論引發以下若干問題：一、「信心」與「超越」雖然是Wilfred C. Smith的理論中兩個最基本與重要的概念，但Wilfred C. Smith對此二者的定義與內容籠統不明，旁徵博引加以比附，反而徒增讀者更多聯想與揣測，導致更多問題與疑慮由此衍生；二、Wilfred C. Smith提出之「批判的、群體的自我意識」與建立世界性的社群的主張，其實有過度樂觀的風險，Wilfred C. Smith一方面對此抱持高度期望，但另一方面在其大量作品中卻鮮少提及人的性惡、罪、惡行等現實問題，但人類歷史證明宗教信徒常以神聖為名發動流血衝突與戰爭，卻堅持自己出於一片赤誠、虔敬的信心，是以「信心」未必純然全善、各宗教所稱之「神聖」也未必相同。三、Wilfred C. Smith以「神學」（theology，或「神論」）作為統整世界宗教歷史的形上架構，其實並沒有真正走出基督中心論（Christocentrism），因為許多宗教的信仰重心不是神觀，而是救援（salvation）或解脫（liberation），是以Wilfred C. Smith意圖建立適用於普世宗教研究之宗教神學的主張，實乃囿限於西方神學式的預設而不自知。四、Wilfred C. Smith之「信心」與「批判的、群體的自我意識」主張均從個人的良知醒悟與意志抉擇為起點，他說「此一思想脈絡流露近代基督新教神學的注重單獨個體，再輔以晚近流行的存在主義哲學……史氏確實輕忽每一宗教社群型塑個人『信心』的重要性……史氏的『信心』前提仍值得商榷」。（蔡彥仁2007：192-193）五、蔡彥仁教授指出，「史密斯所提『信心』與『積累傳統』」之分的思考模式，容易導入依舊是二元的『本質』與『現象』或『普遍』與『特殊』彼此對立之爭……史氏意欲實現的『群體的、批判的自我意識』須植基於世界宗教，包括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佛教等，而非無脈絡性的『宗教』，缺乏具體的宗教傳統，即無整體、抽象的『宗教』可言……〔史氏〕其過度偏重理想的形上層面，難免引發詰難之辯」（蔡彥仁2007：196-197）。六、關於「信心（faith）」，蔡彥仁教授認為「信仰某神、某教義或某特定宗教之說，……往往淪為僵化的刻板表達，……信仰更可能被簡化成條件式、第三人稱的認知陳述，……未能體會所有的宗教參與者並非止於宗教認知層次，而是經常轉化宗教知識為體知甚或感知，以實體經驗正成自己所珍貴的宗教，在此意義下，信仰之用詞去自然化了宗教生活（to denature the religious life），以其代表或等同於宗教，其實至為不妥」。（蔡彥仁2007：197）是以儘管Wilfred C. Smith希望建立一個宗教神學來打破框架或企圖超越以系統界定宗教的作法，立意良善與陳意頗高，但蔡彥仁教授認為，Wilfred C. Smith的論述仍有盲點，扼要來說，就是過於強烈的唯心色彩，而且綜觀論述之後發現其宗教神學真正關注的對象仍是有選擇性的，Wilfred C. Smith標舉的相同的人類歷史之說，若從唯物論觀點來看，「其實是依循西方主導的世界歷史模式延展，即是散播西方的霸權意識，最終仍是一元而不是多元主義，史密斯本來有意翻轉舊的認知結構，但是其主張的宗教多元新典範仍未跳脫舊框架。」（蔡彥仁2007：196）蔡彥仁教授在〈群體的、批判的自我意識：論史密斯的宗教神學〉一文中展現了如何在讚賞Wilfred C. Smith宗教學理論與宏偉思想的同時，仍可抱持著批判與反思的獨立精神。
蔡彥仁教授表明，Wilfred C. Smith提醒我們宗教的核心是人，不是教義、組織制度、儀式行為、或神學論述，研究宗教的學者應該以宗教信仰者——就是人——為研究的對象。Faith（信心）是各個世界宗教的緣起與深層理念，但宗教研究者卻常把宗教現象與或信念（belief）作為研究對象，這個悖離了宗教的原意，也蒙蔽了人的真正價值，也是一種西方學界在基督宗教信仰與神學傳統的影響下的扭曲。他指出，Wilfred C. Smith認為宗教的本意是人的內在情緒與感覺，是一種品質，是無法可觀察、可計量的，傳統上它並不稱為「宗教」，而被稱為「虔敬」、「順服」、「崇拜」、「儀式」、「信仰」等這些具有強烈宗教性的名詞，強調的是宗教信徒的內在心理狀況與描述，「宗教」 一詞出現在十七世紀理性主義之後，受到理性主義的影響，學者又多輕視或排斥人類生活中的內在宗教層面，高舉理性；此外，又受到地理大發現與殖民擴張的影響，基督宗教神學研究者面對到「我教」與「他教」的事實，使得「宗教」一詞更明顯具有一種區別的、比較的、甚至貶抑的、物化他教的含義。Wilfred C. Smith指出，這是為什麼常出現基督宗教研究者對「我教」的研究常採取內在的、質量式的理解，但對「他教」採取有距離的、物化的、系統的認知方式，即「柏拉圖化己教，亞里斯多德化他教」。但是，Wilfred C. Smith提醒，千百年來，宗教信仰者從來沒有人從外部的方式來證成自己的宗教體會，或用神學體系的方式來定義自己的宗教傳統。
在2007年的〈群體的、批判的自我意識：論史密斯的宗教神學〉之後，蔡彥仁教授仍繼續研究Wilfred C. Smith思想，並繼續在其他文章援引其理論思想，分享自己的心得與討論。例如前文提到於2008年發表在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期刊之Selfhood and Fiduciary Community: A Smithian Reading of Tu Weiming`s Confucian Humanism，以及2014年在台灣宗教學會年會上的演講「台灣宗教研究的當代處境與發展前景」（本演講內容於2016年刊登於《輔仁宗教研究》期刊），等等。在這些文章與演講稿中隱涵的核心，一如本文前言所述，是蔡彥仁教授長久以來對宗教研究在華人學術界獨立性之確立、長遠發展的鴻鵠壯志，與針貶學界的勇氣：宗教研究到底應是什麼？宗教研究的主體性是什麼？宗教研究還應繼續作為神學、佛學或哲學研究的附屬與翻版嗎？由國家支持的國立大學，其宗教學術研究的內容與發展方向應是為何？與宗教團體（例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設立之大學宗教研究機構，有何異同、如何區別？在歷史中，宗教在華人社會與人民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但宗教研究於中國學術傳統中卻備受忽視，即將進入21世紀的當前，如何為中國宗教學的建立提出看法與找尋方向？儒學（或新儒學）如何與國際宗教學術研究建立連結？台灣宗教學界如何可以強化與國際宗教學術的連結與交談並且有自己的獨特性與觀點？這些壯闊與宏大的視野，可以說是隱藏在蔡彥仁教授從1990年以來出版之各篇學術論文背後的主要核心與關懷，而這一壯闊與宏大的視野更可在蔡師2017年開始執行之科技部三年期專題研究計畫「什麼是宗教？宗教研究的主體與範疇討論」清楚可見。蔡師也曾表示，希望在該研究計畫執行完畢之後，以此為題著書立說，成一家之言。令人惋惜的是，2018年中，蔡師發現自己罹癌，需積極抗癌治療並修養身體，被迫中斷研究計畫，2019年7月蒙主恩召，溘然離世，留下未完成的宏偉遺願。台灣宗教學界失去一位國際級學者，學生痛失良師。
四、「史密斯式閱讀」的AI與宗教—蔡彥仁、史密斯、德日進的對談
Wilfred C. Smith的理論對「AI與宗教」的相關研究具有啟迪性，本文作者試著從以下兩個角度切入，延續討論蔡彥仁教授〈群體的、批判的自我意識：論史密斯的宗教神學〉一文的續貂。
第一，Wilfred C. Smith強調宗教性是普遍的人性質素，是以宗教信仰的表達形式會因數位科技及AI的進步而出現變化，但宗教性仍是人類內在的需求與追求，宗教研究者關注的對象，因此其實仍應回到人身上；Wilfred C. Smith將宗教分為「信心」和「積累傳統」兩個層次，AI與數位科技時代的宗教信仰因此儘管可能在形式上有所創新，但其核心的「信心」部分——對超越存在的追求——仍與傳統宗教有相通之處，而「積累傳統」因科技與AI和人們生活日益緊密而出現變化與更新，但既是當代文化與科技的影響，也是歷史中屢屢可見的現象。又，Wilfred C. Smith提倡宗教多元與包容，這對於理解和研究因AI與數位科技而出現的新型態宗教信仰來說有啟發性，因為AI科技已經催生出更多樣化的、新型態的宗教實踐與信仰形式，宗教研究者應保持開放的心態，包容不同的宗教體驗與表達方式。Wilfred C. Smith主張人是宗教的主體、宗教的意義來自人對宗教的體驗和詮釋，因此AI技術雖然可以模擬宗教儀式或創造虛擬宗教空間，但宗教的核心仍然在於人的體驗與情感，因此研究者應聚焦的是：人如何與為何與科技互動並形成新的宗教信仰？人如何對於（或，使用）數位科技和AI來表達其虔敬、順服、崇拜的宗教性？科技信徒的內在心理狀況、他們的「信心」與對超越的追求，宗教學者是否可以試圖理解並且具體描述？最後，長久在基督宗教神哲學或佛學訓練之下的宗教學者，面對新型態之AI信仰或AI宗教時，是否抱持一種「我教VS.他教」的區別（甚至貶抑）的態度，用有距離的、物化的、系統的認知方式，即「柏拉圖化己教，亞里斯多德化他教」來進行AI信仰的宗教研究？研究者如何能繼續察覺自己研究的囿限，並且以「群體的、批判的自我意識」進行「AI與宗教」之相關研究？
第二，Wilfred C. Smith強調宗教的核心在於人，而不是教義、組織或儀式。這觀點表明：蔡彥仁教授晚年研究的主題「什麼是宗教？」這個問題與「什麼是人？」密切相關。英國神學家Richard Holloway說，宗教起源於人的內心，是人類對宇宙起源、死亡及其後生命等問題的首次嘗試性回答；身兼科學家與神學家的法籍天主教耶穌會會士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 1881-1955）認為人類是「進化過程意識到自身存在的體現」（nothing else than evolution become conscious of itself）人類不僅是與地球上所有生物一同演化的一員，而且是具有獨特心智和意識的生命形式，人類的浮顯（emergence）是宇宙萬物演化的轉戾點。[1] 德日進所謂的「浮顯」表示人類意識的出現，是萬物演化過程中質的面向的飛躍，而非在量方面的累積，而且具有意識的人類的浮顯也具有「星球層級」（planetary level）的意義，即：地球作為受造萬物的一部分，因為人類意識的出現，標誌自身進入了新的自我認知階段，地球除了生物層（biosphere）與地質層（geosphere），因此也出現了心靈層（noosphere），這種心靈層猶如一種有生命的的膜（a living membrane）延伸並覆蓋在我們生存的這個星球光輝表面，是人類全體在全球網絡中的心智活動集合體，更也是世界萬物在演化歷史中的累積和更高一層的階段。[2] 人意識到自身的存在，也使人感受到自己的未知以及對此世生命各種限制無能為力，因此引發對超越（與超越者）的渴望與企求、對此世生命各種限制的突破，與尋求意義、解脫與解答，也就是Smith所稱之「信心」、蔡彥仁教授引述Smith說的「人類普遍的質素，蘊含乞求和回應超越的機能……是宗教信仰者的主體，亦是學者所應窮究的終極對象」。（蔡彥仁 2007：175）
因此，人是一種具有意識的生物、是宇宙在進化過程中意識到自身存在的體現，人的宗教性、宗教意識和宗教行為的根源是對自我存在和未知的意識與覺察。是以，是意識使作為生物的人類有能力成為 Mircea Eliade（1907-1986）所稱之「宗教人」（homo religiosus）並具有「自發價值」（autonomous value），是意識使人產生Wilfred C. Smith所稱之「信心」——「對超越的自覺以及由此引發對其崇敬與全然地參與」（Smith 1979：65，蔡彥仁2007：202）、並使人能察覺到「我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蘇格拉底語）。如果要連結「什麼是人」與「什麼是宗教」這兩個問題，援此，我們至少可以說的是：人不只是一種蛋白質形式有機生命體，更是一種具有獨特心智和意識的生命形式，人因這獨特心智與意識，成為一種具有宗教性、宗教行為、屬靈特質與能力的生命存有——儘管不是所有人都對超越（或超越者）有所渴望，例如無神論者或對宗教無感的人。
將Wilfred C. Smith的理論與德日進的宇宙進化思想整合以回應蔡彥仁教授的問題，我們可以說：Wilfred C. Smith強調宗教的核心在於人，特別是人的信心（faith），在德日進的思想中，人類是宇宙進化的關鍵階段，是宇宙開始意識到自身存在的媒介。是以，吾人可以將信心（faith）理解為宇宙通過人類意識來體驗和理解自身的一種方式。Wilfred C. Smith所強調的個人的信心（faith），在德日進的科學－神學框架下可以被視為宇宙意識在個體層面上的表現，這種信心（faith）不是靜態的，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這與德日進所描述的宇宙及人類意識不斷演化的觀點相呼應。Wilfred C. Smith主張超越固定的宗教教條，關注活生生的人的信心與追求超越的宗教經驗，這可以被理解為宇宙通過不斷演化（evolving，或進化）的人類意識來探索其自身。Wilfred C. Smith主張信心（faith）有普遍性，又在不同文化中有特殊表現，德日進主張人類意識的多樣性是宇宙認識自己的不同途徑，但終極的演化目的是從多樣性走向合一，達至「奧米加點」（the Omega Point）。Wilfred C. Smith主張強調信心（faith）的內在性，即它是個人內心的體驗，而德日進主張宇宙的自我超越展現在演化——尤其是人的演化——之中，而演化是內在性（withinness）與外在性（withoutness）的共同展開過程，前者是心智、後者指的是外顯的物質部分，將兩者結合，我們可以說個人的內在信心（faith）與宗教經驗可能是宇宙自我超越的微觀表現。在Wilfred C. Smith的觀點中，信心（faith）涉及到對生命意義的追尋，從德日進的角度看，這種追尋可以被理解為宇宙通過人類來尋找自身存在意義的過程。Wilfred C. Smith強調faith是人與終極實在之間的關係，在德日進的框架下，這可以被解釋為宇宙通過人類意識來建立與自身更深層次的聯繫。綜合這兩位思想，宗教，尤其是其核心的faith，是宇宙通過人類個體和集體意識來認識、體驗和超越自身的動態過程。這個過程既是深刻個人的，又與整個宇宙的自我認知緊密相連。每個人的宗教經驗與其信心（faith）的歷程，都可以被視為宇宙自我探索的一個獨特表現，而所有這些個體經驗共同構成了宇宙意識持續演化（evolving，或進化）的宏大圖像。
從上述的整理文字，關於「AI與宗教」至少可以延伸兩個研究主題：第一、在德日進的宇宙進化思想和Wilfred C. Smith的信心（faith）理論框架下，AI 的發展是否可以被視為宇宙意識演化的新階段？如果是，AI 對人類信心（faith）和宗教經驗的本質可能產生什麼影響？AI在宇宙進化歷程中的心靈層（noosphere）方面，扮演什麼角色？以及它如何改變或擴展我們對信心和宗教經驗的理解？AI是否能成為宇宙自我認知的新媒介？第二、如果將AI視為人類意識的延伸，它能否參與或促進Wilfred C. Smith所說之人對生命意義的追尋，以及德日進所描述的宇宙自我超越過程？這種參與可能以什麼形式出現，又會帶來哪些倫理和神學挑戰？
這種「史密斯式的AI與宗教研究」未來如何發展下去，令人期待。不知如今已經在天之靈的蔡彥仁教授、史密斯教授、德日進神父，三人一起召開的圓桌論壇，是否更加精彩？
[1] 李弘祺，〈德日進著《人的現象》淺述〉，《現代學苑》6(2) (1969): 23-24；徐志忠，〈德日進對人類前途的遠景〉，王秀谷等著，《現代先知德日進——德日進與人類遠景》，頁80。德日進的原文見：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The Phenomenon of Man, trans. Bernard Wall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9), 221.
[2] 張毅民，〈AI數位科技時代，德日進神學思想重要性之重新發現〉，臺灣宗教學會2022年會「在世在世賢者——宗教典範人物」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22. 10.21，台北：真理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