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錯置
作者 | 鄧元尉（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時間錯置與共時化
「時間錯置」（anachronism）（或譯「時代錯置」）通常意指一種謬誤：把某個事物放在與之不符的時代背景中來理解。「張飛打岳飛」就是這樣一種謬誤。克服這種謬誤的方式，就是把事物放回它所隸屬的歷史背景，基於事物的脈絡來掌握它的意義。
「時間錯置」也經常成為一種創作的手法，例如穿越劇，不同時代的人彼此相遇，在服裝、觀念、語言上的差異會帶來各種戲劇效果，但這些差異也意味了某種「命運」，通常喜劇結尾的穿越劇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克服時間錯置造成的差異，困於差異而無力擺脫者則令人唏噓。
「時間錯置」也可以指一種過時的表現方式，如果我們在校園裡看到有人穿著五四運動時期的長袍馬褂，會覺得這樣的裝扮「不合時宜」。不過，如果有學者大力提倡五四運動的思想，我們應該不會覺得這有什麼奇怪。如果有人穿西裝打領帶傳講蘇格拉底的哲學或耶穌基督的福音，我們通常不太有時間錯置的感覺。為什麼呢？這裡肯定有某種特別的因素。
使得「時間錯置」的謬誤、情節或現象得以可能的原因，與對其之克服得以可能的條件，都源於同一種能力：共時化（synchronize）。這裡有許多預設，例如：這種共時化是在「當下」發生的，而且時間是同質的，所以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具有連續性，當下則是把過去與現在收攏起來共同呈現的所在。再者，因為「時間」總是與「世界」共構，因此共時化也總是把「過去的世界」與「未來的世界」收攏在「當下的世界」中，這三者也具有連續性，這種連續性構成了世界在時間中的同一性。
世界總是朝向一個「我」所開展的世界，這個「我」很快的在哲學上被轉化為「主體」這個概念，並隨著主體的先驗化而獲得了比世界更優先的地位。這件事情是從笛卡兒（Descartes）開始的，「我思」（cogito）作為一個透過懷疑一切而自我證立的思想主體，為共時化奠定了基礎。「共時化」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思維能力，藉此我們排除「時間」這個不斷流變的因素帶來的困擾，進入一個所有事物得以共同呈現的世界。「我思」並沒有時間，從「我思」推論出的「上帝」或「無限的觀念」也沒有時間，繼之推論出的「世界」才是時間性的。但上帝所創造的世界在我思中被共時化了。透過「概念」與「命題」這些有力的工具，我們可以把無限複雜的世界簡化成頭腦裡的細緻藍圖，以便檢驗各事物彼此的概念關係，並能夠僅僅根據這份藍圖來添加新的部件、構思新的關連、深化事物間在概念上的全新可能性。換言之，透過「共時化」此一複雜性化約的過程，我們讓自身思想的複雜性獲得提升，這種提升甚至會帶給我們一種自信，以為思想不僅反映了存有、還建構了存有。
西方哲學史上，從「我思」啟動的主體複雜性提升的過程，在黑格爾（Hegel）的「絕對精神」那裡達到了高峰。藉由辯證法，絕對精神掌握了世界的所有可能性，無論是過去的可能性或未來的可能性。所有過去的事物與未來的事物盡皆統一起來，形成無所不包的整體（totality），這個整體並被等同於真理，它可以由思想在當下所再現。於是，對思想而言，沒有「不可能者」的存在空間。依照主體的共時化能力所建構的世界，不具備「不可能性」，因為主體並未把「不可能性」賦予給它依照自身系統的邏輯所組織起來的環境。主體可以觀察到的環境必定是以「可能性／實現性」兩個值來組織的，「不可能性」作為第三值被排除在這個被構成為「主體／世界」的系統—環境關係之外。這個封閉的系統，這個排除所有「不可能者」的系統，將自身視為唯一的整體，既是完全的可能性、也走向完全的實現性，思想與存有在此達到了統一。
對共時化的反思
根據列維納斯（Levinas）的看法，對於這個透過共時化而形成的整體的反思，要到柏格森（Bergson）、羅森茨維格（Rosenzweig）與海德格（Heidegger）才獲得啟動，他們開始追問是否可能把思想奠基在某個比先驗的時間形式「更早」的時間上。對此，「時間錯置」的現象透露了些許線索。
時間錯置之所以被思想視為一種「錯置」，是從共時性的觀點來看的。共時性是思想的必然「起點」，笛卡兒在追求知識的絕對正確性時，已經示範過這件事。作為基本思想規律的同一律、矛盾律、與排中律，也都運作著共時性。當思想要追究比它的起點更早的現象、一種列維納斯稱作「比先驗更早的在先性」（anteriority that is older than the a priori）時，它只能從遂行共時化的意識受到動搖的瞬間循線探查，「時間錯置」就是這樣一種瞬間，在這樣的機遇中，整體出現了裂痕，存有的大地上出現了令人疑慮的裂隙，我們彷彿預見深淵，但一旦我們試圖看得更清楚些，這一切就消逝了。
意識總是對某物的意識，意識無法觸及其所不及之事物，意識只能在其邊界、在其即將卻未能及於其所不及者的瞬間，意識到此一「不及」，意識到它自身與某種超越意識者擦身而過，一切都來不及進入思想，只在虛空中留下一種「某種事物逝去」的氛圍。意識被此一有如鬼魅般的氛圍所糾纏，把捉不到任何事物，卻依稀感受到某種「不可能者」似乎變得可能、但又尚未真的進入「可能性／實現性」的疆域。列維納斯把此一在時間錯置的剎那現而不現的「不可能者」稱作「他者」（the other）。時間錯置，就是吾人與他者相遇的瞬間所造成的時間現象。
既然與他者之相遇發生於意識之邊界、並始終無法以思想把捉，對此類經驗的分析看來只能等待他者之惠臨、無法由自我操控。然而，我們的生活其實充滿了時間錯置的經驗，因為我們並不是生在一個孤獨的思想世界中，而是始終身處與多元他者相遇的諸般情境中。我們的「存在」並不來自於思想，思想也不能概括存在。思想與存在的差異，以時間錯置的形式開展為自我與他者間無窮無盡的纏繞交織。
時間錯置作為一種倫理經驗
對列維納斯來說，最根本的他者經驗乃是倫理經驗，而倫理經驗就是一種超越經驗，是一種時間錯置的經驗，是超越吾人意識但又賦予吾人存在意義的經驗。作為一位猶太教徒，列維納斯卻常常提到一段他最喜歡的新約經文：
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義人就回答說：「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吃，渴了，給你喝？甚麼時候見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體，給你穿？又甚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裡，來看你呢？」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25.34-40）
這段經文是探討末世審判時誰可以進入上帝的國，耶穌給出了一個很明確的答案：在耶穌基督有需要的時候幫助他的那些人，這些人是「義人」。很有意思的是，義人從來「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幫助過耶穌，他們僅僅是幫助身邊有需要的最小的弟兄，但在這樣做的同時他們就幫助了耶穌。「不知道」這件事是這段經文的關鍵。使義人在終末審判之日進入上帝國的倫理行為，是在他們所未嘗意識到的時候做在耶穌身上的。如果有任何人「知道」做在最小弟兄身上就是做在耶穌身上，「知道」他的道德行為具有信仰上的效果，他還會被視為義人嗎？「知道」帶來了共時性，共時性使得交換得以可能，在此是道德與信仰的交換：當下的道德行為與終末之日的信仰地位被抽象地連結起來。然而，那些被稱義人的，並不知道耶穌「在什麼時候」餓了、渴了、病了，這個「時候」就是時間錯置的剎那——在終末之日被判斷為義人者早在還不知道的時候就幫助了耶穌基督，在終末之日才現身的基督君王也早在義人還不知道的時候就已經來過這世界，這一切都發生在義人幫助最小弟兄的時刻。換言之，當我們與受苦的他人面對面，也就與「作為不可能者的彌賽亞」擦身而過了。不可能者的可能性就蘊於自我與他人的倫理關係中，也許可以說，這也是宗教的可能性之所在。
參考文獻
Levinas, Emmanuel, “Diachrony and Representation,” in Time and the Other, trans. Richard A. Cohen,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87.
Levinas, Emmanuel,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trans.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