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後餘生：哀悼地景與療癒的時間性
作者 | 吳明鴻（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候選人）
關於人類的「劫後餘生」，精神醫學／心理學和人類學有著不同的切入方式。
多數心理學家關注著「劫後」和「餘生」二者間的關係性，但特別著重於「前劫」如何在個體或群體日後的生命中殘存、反映、變形或吞噬與他人和世界建立關係的可能性。無論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或創傷復原階段論等主流論述，其隱含的時間概念都是一種從「過去」來認識「現在」（的症狀反應）的觀察視角，由此提出認識、調適、因應或介入之道，使個體得以健康的朝向未來。
相較之下，人類學家則更關注事件來生（afterlife）。這並非假設災難或暴力等「前劫」對主體而言已然不再重要或不存在，而是，人類學更重視它在往後的時間之流中，與每個當下諸結構性力量、個別生活條件或人生境遇交纏後的具體開展（unfolding）。因此這是一種現在時（present tense）的陳述，描述與主體的當前有著聯繫的重要線索，不管那是身心狀態、習慣與規律、過去發生並持續至今的事件、確定將會發生的事情，抑或（類似法語虛擬式（le subjonctif）語法的運用時機，即）個人現在時主觀對未來所投射出（project）的期待、偏好、懷疑或認定不可能性的否定態度。固守在「現在時」，一部份來自於人類學田野工作傳統，即人類學家被要求在一段不算短的時期中「在那裡」（”being there”）（Geertz 1983）進行參與觀察，其經歷自身自然都是現在時的產物；另一方面在研究取向上，「現在時」卻有著瞻「前」顧「後」的方法論優勢：作為「後來」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的研究者，人類學家因而得以認識到餘生中的現實處境，觀察人類棲居於世（dwelling the world）的生存姿態或主體風格（Das 2015），從而複雜化對「復原」二字的理解，分析存在於其間的複數時間性（temporalities）軸線，不但可以對心理學創傷理論做出重要補充，也對何謂適當的臨床介入帶來啟發。
以下，我以兩個案例[1]來進入關於「哀悼的地景（landscapes）」和「療傷的時間性（temporalities）」的討論，其中「地景」和「時間性」概念分別來自健康地理學（health geography）以及社會受苦（social suffering）民族誌的啟發。
「地景」與「時間性」
首先，人類、照護（care）和地方（place）三者間的關係在近30年來受到人文地理學和健康地理學的關注。當Milligan和Wiles（2010）提出了照顧地景（landscapes of care）的概念時，她們的目的在於使數量頗豐的相關研究成果獲得一個可指認的共同基礎，使其更能相互對話。她們將「照顧地景」的定義為：任何地方發生的照顧關係都具有一種複雜的空間性（spatiality），此空間性既具有身體體現的（embodied）、組織化的（organizational）和社會的（social）等特質，也是在社會結構過程（socio-structural processes）和照顧經驗與實踐之構造的互動下的空間性表現。因此，該「地景」必然是多層次的，它是由「責任、倫理和道德，以及照顧的社會的、情感的、象徵的、生理的和物質」等面向層疊而出。在以下「哀悼的文化地景」案例討論中，雖並未特別強調其空間性，但其實案例中受苦者和照顧行動座落其中的環境，包括家庭（的性別體制）、鄰里（的眼光與流言）和地方（的文化和親屬制度）等，在在影響了倖存主體的心理安適。
至於「時間性」，我透過以下將討論的印度學者Veena Das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概念加以說明。在Das（2015）的《生命與話語：暴力與浸入日常》一書中，可以觀察到諸如「…吸納…」（absorbing）、「…如何吸納…」及「…無法被完全吸納」等常用句法，這個特點道出了她在處理政治暴力議題時，在方法論層面關鍵的起手式——日常生活的時間向度。
對Das來說，從災難性事件到日常生活之間，是一個細緻漸層、時間中生成的光譜軌跡，且既然是「光譜」，則每一個點皆為不同色彩在某種調和比例下混合的結果，而不只是表面看到的單個顏色。於是，過往的集體暴力之「觸角」的確會如創傷理論所述，延伸到日後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它延伸的方式卻被多樣化了，且在不同時刻會有不同的表現。例如，它可能被吸納於日常（the ordinary）或正常（the normal）領地，也可能產生形變導致不易辨識，或與諸如經濟困局或家庭關係等條件相互交纏或彼此強化，或者，過往的記憶、恐懼或仇恨會蟄伏於日常生活中，因某個偶發事件而帶來一種搖搖欲墜的不安，使日常之理所當然性（taken-for-granted）被埋下懷疑論（skepticism）的陰影，又或者，它的能量得以強烈到直接「接引」下一場災難性事件的發生，但事後旋即消失無蹤。
於是，當我們說「（災難性的）過去蟄伏於（混雜的）當下」時，「蟄伏」二字經歷著不斷的流變：其意義必然不斷被推遲且拒絕被確定，因為它（災難性過往經歷）總不斷受到各種當下因素的引發、牽動或掩蓋，故總會持續生產出新的可能性及影響力，而成就了其在主體不同生命階段的樣貌和意義。
哀悼的文化地景
首先，在印度於1984年發生了一起為期三、四天的重大殺戮事件，幾個貧窮社區的錫克教徒（Sikh）不約而同遭印度教徒入侵、焚燬家屋、搶奪及殺害的當下，Veena Das（2007）和她的同事們立刻進入了災後煙硝而悲慟的災區、人們的家裡和日常生活，搶時間記錄下所見所聞。過往因為研究的關係，她們與社區居民建立友好關係，而之所以決定在危機尚未解除的時間點進入重災區，在於她們的預判：要以人類學田野紀錄來對抗電視新聞的披露和官方解釋版本中必然的簡化或扭曲（見第十章〈三幅悲傷與哀悼的肖像〉（”Three Portraits of Grief and Mourning”））。
其中，她關注一名丈夫和兒子都慘遭殺害的婦人，她那時簡直痛不欲生，無能照顧倖存的女兒，甚至咒罵為何死去的不是她。Das認為，這個名叫Sandy的女人，和他居住的鄰里中的話語和目光一道，都把自己拴在「男性世界中」，將自己定位為「兒子的母親」，正是這個關鍵點使得兒子的死使她更加無法忍受，也摧毀了她和女兒共度未來的可能性。原本，這群暴徒是不殺小孩和女人的，但在陰錯陽差且來不及告知之下，丈夫和兒子被一把火給活活燒死。於是相較於其他母親，只有Sandy是「一個無法拯救兒子的失敗的母親」。當她幾乎完全癱瘓、失神，無能照顧自己與家庭的狀況到了他人不忍卒睹的程度時，鄰里婦女傳來耳語：「如果你真的悲痛欲絕，為什麼你不在兒子死的那天殺了自己？」這無疑是一個家父長式、具極度殺傷力的惡語，且是從一個女性口中說出的。自此，Sandy更加生無可戀，也越來越拒絕承認自己也是「女兒的母親」。
這時，Sandy的母親不得不遠道而來照顧受創的女兒，一併照顧小孫女，於是一個「女性共同體」暫時成立了，開始為這個家帶來一些笑語和烹煮食物的溫暖，Sandy回歸到「女兒」，與自己的女兒一同享受媽媽的愛與關懷，處境孤立的「出嫁女兒」此時有了依靠。沒想到，政府撫卹金的發放改變了局面，Sandy的公公這時也出現了，他認為，Sandy心靈軟弱，沒有能力管理這一筆賠償金，他還暗示，Sandy母親之所以待在這裡，是為了一同瓜分這一筆錢。這個道德上懷疑的目光和耳語讓Sandy母親幾乎是難受的離去了，因為這種惡意指控讓她難以下嚥，也因此，「娘家的世界」就此消失。後來，公公希望運用這筆錢舉行喪葬儀式，以悼念死去兒子的靈魂，Sandy則希望將它存下來保障女兒的未來。此時，Sandy的狀況又變糟了，而焦急的小女兒則試著說服她，要Sandy相信，她可以像個男孩一樣好，以此想要撫慰母親。
Sandy的「餘生」乃透過一個共同體（community），使她更順利的把「可能的內疚感」歸諸於自己——這是一個以父系親屬為重、不斷摧毀女性相互連結之可能性的親屬制度、鄰里八卦和特定的常識（common sense）環境，它使得主體無法走上較為理想的哀悼階段，卻使Sandy不斷進行著毀滅性的主體性再生產。Das等研究人員一直擔心Sandy會自殺，而Sandy逐步加強了對於「惡意的命運」、「不可理解的神」和「前世的業」等精神性和宗教性的悲鳴，也無能讓她把自己救出，反而把自己對死者的責任限定於回應他們的召喚（即追隨其離開這個世界）——一天，她上吊自殺了。
Sandy死後，Das等人曾提議要收養她的第二個女兒，但Sandy的公公對此事持反對意見，因為這會使他失去重要的收入來源（社會救助的資格），而且，整個社區鄰里對於何以Sandy和她的女兒可以享有（來自研究人員們）更多照顧資源一事，十分的厭惡，因為他們各自都有不見得更不值得同情的故事，何以某個家庭可以有此「特權」？於是，他們甚至表態將抵制一個在地教育扶助計畫，這是一個Das所屬大學機構相關的計畫。至此，茲事體大，Das等人因此放棄了收養的念頭。
這個案例的窘迫處境在於：「前劫」未平、「後劫」又已兵臨城下。Das認為問題在於，親屬關係體制中的性別宰制，給出一種文化環境，並暴力的指派（assign）了某個不利的「位置」給Sandy這名倖存女性，使她終究在眾人努力下，難以開啟新的生活，甚至，連Sandy母親這種撫慰性的角色，也一併被推出於療癒地景之外，原因在於其威脅父系家庭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Sandy之死不是必然的，而可以認識為「人為的」和「文化性的死」。
療癒的多重時間性
第二個案例出自Han（2012）在〈折磨、愛與日常〉（Torture, Love, and Everyday）的章節中描述的一個智利的家庭：這個家的父親Hector是一名1973至1990年極權政府統治期受到政治的異議者，1990年智利建立了民主化政府後被釋放，而2000至2005年是清算前政權的時期，也是轉型正義、政治平反的時刻，Han在此刻認識了這個家庭。此時，智利已經成為一個奉行新自由主義的社會了，窮人亦不例外，它們是靠著背債（debts）和信用（credits）而存活。
那個家庭有著微妙或恐怖平衡的氛圍：第三個小孩將會到來，但這個消息讓兩夫妻都快崩潰了。家庭經濟和物質條件已經差了一個程度，如何迎接一個新生命的到來呢？Hector和妻子Ruby的第一個孩子（大哥）則抱怨著父母那麼長時間都不在家，竟敢因為十年級升級考試的失敗而罵他——父母的人生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一種「工作到死」的人生—他如此斷言。
「經濟線」和「神經線」是繃在一塊的。先生原來值夜班，後來被從警衛工作調去做勞力工作，勞動到竟然在年紀輕輕就罹患骨質疏鬆症，背痛到快無法去上班了。Ruby則換了好多工作，一直無法獲得長期的合約，後來她很不情願地去做了一個褓姆工作。她咒罵著自己：自己放著兩歲的小孩不照顧，卻去照顧別人家的有錢小孩？後來，她決定改換工作，改為自己在家接單，做紡織車縫類的工作。儘管，這換來的是一天工作20小時的代價，但至少她長時間在家，還可以讓寶寶賴膝上灑嬌一下，或在他自己玩到膩了開始搗亂時，能夠去抱抱他哄哄他。Ruby痛苦而過勞的堅持著，因為務必要在期限前把衣服趕給人家，該月的帳單才有辦法付得出去。
在此所謂的「創傷」為何？它在時間的延展中成了何等光景？過往政權對異議份子多重污名該如何平反？而修復式正義又該怎麼執行？這些關乎政治受難者日後存續的重要課題，有可能被放在其日後的貧窮家庭脈絡中加以考量嗎？由來於這些提問，Han將這些「大」問題置放於「家庭日常」的脈絡下，而其民族誌的著力方向正在於：「當下」的歷史平反對於「過往」的政治受害者意義為何？然而必須強調，這既是一個現象詮釋的問題，也是一個從中挖掘可能性的未來性的問題。
Hector的傲骨：一開始，他拒絕去申請登記為政治受害者，他說，他不是為了要拿撫卹金才去做政治抗爭的。他的期待是，當未來子孫讀到這一段（1973至1990年間智利的Pinochet政權的）不公不義的歷史時，能認識到先人「曾經做過一些對的事情」。作為共產黨人，他要的就是平等的社會，拒絕讓生來的貧富懸殊差距好像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一樣，反觀現在，表面上看起來民主政權打敗了極權者，他們口口聲聲站在人民這邊，但是新自由主義取向的政策讓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而官僚體制又可怕又無情。Hector認為，這並不是一個「站在人民這邊」的政權，他不能接受這個政權所授與的撫卹金，因為這絲毫不能讓他過往的犧牲、受凌虐和精神折磨和社會改善的願望聯繫在一起。現在的社會有著一樣的無情和不人道。
這名過往的政治活躍份子，現在變成了一位政治和社交冷漠者，如同很多受政治迫害者後來的改變，此外，Hector也不太跟妻子或兒子透露他曾受過的傷害遭遇，兒子隱約知道一些，但那卻是作為一個禁忌話題間接得知，一切仍鬼影幢幢。但這些情況卻對時不時對一家人的生活帶來影響：當Ruby為新生兒（老三）登記名字時，有些太趕了沒和先生說好，也將小嬰兒登記為”Hector”，卻意外引起夫妻的爭吵。Hector反對的點在於，他不希望自己身上的傷痛和陰影，經由這個名字「傳遞給」這個剛來到世間、白紙一般的嬰孩；相對的，Ruby則暗自期望，透過將第三個孩子以”Hector”的同名命名，能讓Hector「重新活過來」，希望他不要再閉鎖在過去的自己、阻絕於當下社區與親友圈生活之外。她期待，她不要再在下班後就是塞耳機音樂，不要再無視於通不過升學考試的大兒子需要他的教導（只有Hector有高中文憑），不要再只在意著未來的世代的評價目光以及自己曾懷抱的美好社會夢——Hecter能否不再冷漠，可否凝視當下，正視這個家的需要呢？
2004年，Pinochet政權被查到過去曾透過國際銀行洗錢，該銀行後歸還鉅額金錢後，智利政府就把它溢注入賠償基金，成了第二波的政治受難者平反的財務基礎。此時的Hector一樣傲骨、一樣冷漠以待，Ruby為此感到洩氣，因為這個雙薪家庭都快做到工作傷害了卻還很難維持家計。Ruby此時有了改變，她不要再只沈默地吸納先生的痛苦了，她要讓Hector走出傷痛，於是她開始試著填寫申請表格，問Hector迫害發生的時間地點等。Hecotr煩躁的表示他忘記了，而Ruby就想辦法找先生一起去拜訪婆婆，要去弄清楚他被抓的那天早上所發生的事情，但她終究無法弄清楚事實，因為就在婆婆講述她那時候打聽到一個關押政治犯的地方，在那外頭與許多同為政治犯的母親守上幾天幾夜的故事時，就被Hector轉移話題了。
在Han的幫忙與其他蛛絲馬跡的證據蒐集後，Ruby不管Hector的意願提出了申請。後面迎來的，是繁瑣而冷漠的行政登錄流程，以及漫長的等待，由Han和Ruby一同完成了所有的程序。政府網站公布第二波賠償的那一天，Han興奮的從美國打越洋電話給Ruby報告好消息，Ruby一樣喜出望外，興奮提及家裡一面「砌了一半的牆」終於可以繼續做下去了，為預計隔出的新房間（因應家中新成員的來到）踏出一步；此時在一旁的Hector接過電話，竟說出一句「總還是要適應（adapt to）這個世界」，這句過去從未說過的話。
Hector這句話中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姿態（gesture），它不只是接受平反和撫卹金，或原諒過去。不，這是一個充滿倫理意涵的姿態：這個家的迫切經濟需求、太太的吞忍和犧牲、伴侶間親密支持，以及這筆不小的金錢所允諾的家庭共同體的未來性。Han的那一通電話，是Ruby付出了漫長時間所等待的時刻——發生於一個陽光灑落的寧靜午后。
哀傷療癒之為「招魂術」
如何讓曾經受創者的「魂魄」得以回返，使其感知到自己繼續存活於世的可能性和價值，是心理學者和人類學家共同關切所在。
華人民間信仰中的「招魂」儀式可以作為此處探討「災後餘生」歷程的隱喻。這在Hector的案例中獲得了明證與解方：原先Hector對於過去和未來有著頑強的參照和執著，然而經過了經濟現實與身體健康的多重驅迫、共同居住的家居日常以及最重要的家人之愛，成就他得以走出冰凍與荒原般的時間性，因而「回歸人間」，開始正視家人的需要。
「地景的空間性」和「存在的時間性」不只作為人類存在所具有的本質性特徵，它們也同時具有社會文化向度和地理的向度。本文從這兩個具有方法論意涵的概念視角，透過人類學民族誌案例討論倖存主體的世界如何被重構和棲居的問題，期待能對哀傷療癒歷程的學術討論帶來一些補充。
參考資料
Das, Veena. (2015). Affliction: Health, Disease, Povert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Geertz, Clifford.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Han, Clara. (2012). Life in Debt: Times of Care and Violence in Neoliberal Chi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illigan, Christine and Janine Wiles. (2010). Landscapes of car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4(6), 736-754.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10364556
[1] 兩個案例取自兩位人類學家的民族誌著作，分別為印度的Veena Das（2015）的《生命與話語：暴力與浸入日常》 （Life and Words: Violence and the Descent into the Ordinary），以及韓裔美籍的Clara Han（2012）的《債命：新自由主義下的智利，照護和暴力的多重時間》（Life in Debt: Times of Care and Violence in Neoliberal Ch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