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自己：身體和語言的關係
作者 | 吳明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
第十二期2025.09.15
我們都曾經歷孩提時期，然而在長大後，很多人都不清楚童年時的自己究竟是怎樣的存在。的確，幼童經驗世界的方式相當難以言傳，而成年後還殘留的，往往僅是若干記憶的模糊印象而已。某種程度上，早期生活的日常豐富性已經離我們遠去，就算想得起一些細節，卻也回不去當時的自己了。
「當時的自己」——這種早期的童年經驗正是現象學心理學家Eva M. Simms（2008）在The Child in the World: Embodiment, Time, and Language in Early Childhood一書所企圖靠近的經驗地帶。她假設，幼兒和成人經驗世界的方式根本上是不同的：年幼兒童的意識是徹底非二元性（nondualistic）的，他們尚無對於心靈／身體、自我／他者、內在／外在世界的分別，也還不是自我反思（self-reflective）的。相反的，他們多半察覺不到現實和思維的差異；「話語」對他們而言仍緊緊黏附於「事物」；外在事物則有著自身的意志；自我與他者則可能還緊縛在一塊兒……。在嬰幼兒的經驗中，既沒有內在也沒有外在世界。
Simms的第二個假設是：心靈（mind）並非一種內在於人類主體的現象，而是一個意蘊之場（field of significances），我們可以發現自己是永恆地投身其中。因此，心靈並不在我們之內，而是我們在它之中。這個想法首先來自於海德格（Martine Heidegger）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繼而在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交錯（chiasm）概念中獲得了「心靈與世界交互纏繞」的基進意涵。
探索童年現象的重要性，不僅得以揭露嬰幼兒期本質上的神祕性，更關乎對於某些創傷復原或心理傷痛療癒機制的理解。其中的一個關鍵環節是「身體」——一個被以如此平凡的方式稱名，然而其確切意涵、潛能和可能性的界限仍不斷被哲學家和心理學家所探索和拓邊。時至今日，「身體」的經驗意涵與連結特性依然是一個持續被挖掘的重要課題。
本文透過兩個實際案例來說明身體的交纏特性，它們分別由心理學家和人類學家所提出。前者正是Simms，我將討論前揭書中所提及的一名年幼時受到嚴重疏忽之孩童的遊戲治療歷程；後者則是Clara Han，一位研究社會受苦（social suffering）的人類學家，介紹她與一位智利前政治流亡女性在長達八年的田野互動中，一次偶然出現的證言（testimonio，西班牙語）時刻（Han 2012）。兩個外觀上迥異的案例，共同涉及了一個理論課題——身體和語言的關係。就前者而言，是指一名無法言語的孩童如何由身體性的沙遊治療發展出語言的象徵性能力的經過；後者則相反，透過一個在現實中全然潰敗的成年人的特殊話語形式，使其得以向著身體、感官與全然的歸屬感（belongingness）之童年回憶的領地回歸。
象徵遊戲：情感性的投身
小女孩Niki出生後受到大人的遺棄，她不只營養不足，各種生理需求（包括飢餓與身體清潔）皆受長期忽視。四歲時，她被送到一個教養院照顧。在這個同年齡孩子早已開始玩遊戲、探索周遭世界的兒童發展階段，她卻被動的據守床沿，對周遭人事和玩具都不感興趣。她不能走路，幾乎不說話，也不哭泣，即使是感到飢餓或不舒服也不表達。院方後來決定讓她接受遊戲治療。
在治療師Gil持續而穩定的陪伴下，Niki在沙盤的遊戲中逐步發展自我，開始出現一些轉變。一個突破性的治療環節是：沙盤上開始出現了人物角色：Niki拾起母豬和小豬公仔，將母豬掩埋，建立她的墳墓，好幾隻小豬則開始尋找母豬。這個遊戲重複了三個月，每次都有不同的變貌：小豬掉到流沙裡，小豬碰到高山阻擋過不去，小豬跌倒了，小豬迷路了……。唯一的共通點是故事所蘊含的悲劇性：小豬找不到母豬——這當然是映照出Niki過往的親身經歷。
然而，在以三個月的時間探索各種「失敗」的形式後，有一天，小豬仔們竟然找到了母豬。此時Niki彷彿受到驚嚇般，匆匆結束了遊戲，並停滯了一段時間不再玩了。幾週後的某一天是另一個全新階段的開始：Niki偶然的接續了先前的故事，她讓小豬挖出了被埋葬的母豬，並說出她此生第一個完整句：「沒有奶。」又說：「小嬰兒傷心。」此時她抱起一隻兔子玩偶，輕搖它並用玩具奶瓶餵她吃奶。
或許，在此不需要任何創傷理論，我們就能對這個自幼飽受離棄之苦和身體不適的孩子，何以到了四歲還不言不語、既不呼救也不探索、鎮日固守床沿的發展狀況有所同理。這當中，應該有一些主體難以咀嚼的感受、記憶與身體衝擊與傷害，使這名小女孩長期受困其中。我們或許也能想像，沙遊中的沙盤、公仔與成年治療師的穩定看顧，如何能使年幼孱弱的Niki獲得了一畝「心田」，讓她於其上隱密的運行重要的工作，使其存在原本閉鎖的空間性獲得開啟。
Simms認為，這種療癒性的玩（therapeutic play）不同於追求開心或刺激的玩耍方式，而是一種「情感形式的完成」，她覺得Niki「就像一個音樂家，彈遍她『失落』主題的各種變奏，或像一個雕刻家，一次次來到不同層次雕琢出埋藏在表層底下的情感形式。」（Simms, 2008：115）Simms還發展其象徵遊戲（symbolic play）概念：一來，孩子的扮家家酒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他們自身，包括喜歡的、有必要一再重複的、一再探索一再逃避的、忍耐著的或是某一個草擬中的未來；二來，該概念有其身體性意涵，即孩子對著空間投出（project）他自「身」：無論是小豬仔尋找媽咪、小公主等待救援的故事中，這些公仔所扮演的人物被小小的手帶著、被專注的眼盯著，個個被賦予姿態、動態、獨特的聲音和自己的個性；他們和另外一些角色相遇，彼此可能打架，可能決定就此在一起，可能說兩句就彼此錯身，或是玩起遍尋不著對方的遊戲。透過這樣的投身（engagement）所經營的場域和情節，使孩子的無形情感獲得了可感的形式：在一個個小豬仔身上，靈魂獲得了可見形式；在打鬥的呼叫聲中，情緒獲得了聽覺形式；在娃娃的輕柔摩挲和擁抱中，關係和情感獲得了觸覺的形式。孩子認「真」（it matters!）的透過模仿、重複、更新與創造，將那些在心頭盪漾著的情節、意念和橋段重新搬演，全身心投入其中。孩子在體現（embodiment）的意義上給出了專屬他自己的魔幻現實（fantastic reality）。
透過沙遊中的角色扮演和情節鋪陳，Niki找到了「生命中的痛苦的載具（container）和姿態（gesture）」（ibid: 115）。因此，孩子的遊戲場在此成為一個情感的加工間：原初的心理素材被轉化為付出心血編織的故事，孩子既反芻過去，也試探未來人生的可能腳本。我們因而理解，小豬最終找到母豬的「意外」何以帶給Niki這樣的衝擊——在她短短的生命史中，這是不曾發生的，那麼，該種關係的締結又如何可能？或許對成年人來說，他立即能運用其文化的素材庫，在腦中虛構出一齣母女團圓劇碼，但這對在涉世未深且飽受折磨的Niki來說只能是經驗上的不可能。
Niki在停滯數週後，重新讓小豬與母豬相遇，並讓小豬對母親進行一個哀悼儀式。隨後，她在一邊抱著兔子餵奶時吐出其人生的第一個完整語句：「沒有奶」和「小寶寶傷心」——這突破性的主體發聲時刻表徵（represent）了濃濃的哀傷，絕對是一件饒富意義的事：對Niki而言，終於，哀傷之情有一個得以託付其上的場域（沙盤的故事情節世界）；終於，出現了一個值得信靠的人（治療師），二者共構出一個承載（holding）的環境。於是話語才終於值得被吐出口了。原來，「說話」預設的是一種信任，意味著聆聽著的他者的在場。說話行動是人類的一種肯定：自己既被聽見，也被看見了，當關係性已然俱足，才是其在世存有真正被開啟的時刻。或許該案例所揭露的，不只是創傷經驗的話語表徵之路是何等困難與重要，更說明了幼兒的語言發展作為一種表徵自我和世界的活動，本身就需要以一定的關係承載為基礎，才得以成立。
現象學心理學對於「玩」的觀察，完全不同於認知心理學從功能觀點來檢視孩子身心發展的知識路徑。後者比如小孩到了幾歲應該發展出手眼協調的能力，或是幾歲時應該發展到皮亞傑（Jean Piaget）所謂的「具體運思期」階段了。現象學不同於此，它傾向於回歸人的存在經驗並忠於現象的展開，（在Niki案例中）深掘認知、功能和實證主義所不能及的情感深度。由此，我們得以目睹沙遊中的情感投身如何開啟人類存在的空間性，一方面撫慰傷痛之情，一方面開啟象徵之鏡，使小女孩終於得以迎來一個更廣大、更不侷限的世界。
見證：存在之「質」的當下給出
2004年，在智利聖地牙哥的拉平科亞（La Pincoya）的都市貧民區，一名人類學家Clara Han遇見了Leticia（Han, 2012）——一名五十多歲的女性／母親，她過去在智利軍政府威權統治時期（1973-1990）是一名左翼鬥士，如今卻深陷家庭破碎與自我懷疑之中。Leticia曾因政治異議而被迫流亡國外，遠離家人七年之久。智利九〇年代後建立了民主政體，她也於1995年得以回到國內。事後看來，與其說這是「回家」，毋寧另一趟新的流亡與離散之旅，因為她此後進入了另一個既陌生、又從四面八方而來對其生存和存在帶來威脅的艱難處境裡。
儘管成立了民主政府，智利卻也在九〇年代以驚人速度轉型為一個由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當道的社會。由消費型社會所主導的現代生活型態很快的成為每個人的追求，就算是窮人，也人人舉債購買電視廣告或百貨公司型錄上的商品。於是，時不時的債務危機危及人們的經濟安全，缺乏經濟資本者則受更大的影響，他們因此落入日益拮据且風險升高的生活。對於甫歸鄉的Leticia而言，這全然不是她當初和一群夥伴奮力追求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圖像，然而包括她自己的兒女在內，都已成為她所批判的那種物欲高漲、目光短淺又毫無社會情懷的那種人。現實中，他們的家庭經濟也捉襟見肘，Leticia自己也在每月的卡債危機苟活著。
Leticia回到國內時，四名子女均已成年，他們對於她過去從家庭生活的缺席充滿了不解和怨恨。七年來，靠的是家中大姊（當時她才剛成年）一人的提攜養育、每日超時工作、咬牙苦撐並受盡生活折難之下，才勉強將三個年幼的弟妹養大。四個孩子一致認為，母親在過去確實是拋棄了他們，一個兒子甚至當面對她說：「你從來都不是我們的母親，你只在乎你心中的『社會』。」作為一名獲得平反的前政治受難者，Leticia原先有著一種社會道德良知上的象徵性優越地位，然而這在孩子眼裡卻更格外諷刺：他們只知道她是一名失敗的母親，絲毫不認同她曾對國家民族所做過的奮鬥。大女兒Julieta甚至要Han別相信Leticia所說的一切——Julieta說：
她從未真正被流放（按：Julieta認為Leticia當時是為了與當時外遇的男友私奔而出國），……不要相信她的痛苦，……Leticia不是一個母親。她讓我成為母親，然後她回到這裡，只知道哭泣，卻讓我支付她所有的債務？（ibid.: 150）
在嚴重的家庭衝突、經濟壓力和政治理想幾乎瓦解之際，Leticia被診斷有重度憂鬱症，種種的指控與幻滅讓她感到情何以堪。
在日日細微苦難的嚙咬中，有一天Leticia告訴Han，她想為自己未來的子孫們寫下屬於她自己的見證，並要Han下回帶電腦，為她打字、記錄下來，好以紙本形式在未來流傳下去。可以理解，過多的嫌隙和關係惡化使她難以將自己的一切傳承給兒女，於是，她將聽眾設定為她還不認得的、未來的子子孫孫。下回當Han抵達時，Leticia已經寫好一部分證言，卻決定Han應該要先聽她口述，讓她所朗讀的內容被純然的體驗，而且，這個第一次也不被允許錄音，她要Han單純的「聽她的聲音，欣賞文字的感覺，她從一行滑到下一行的方式，並感受她喚起的聲音和圖像」（ibid.: 138）。她用被菸燻粗啞的聲音、順著生命時序大聲地朗讀著：
記憶襲擊著我，……在經過許多天的大雨之後，從我的窗戶我凝視著強烈藍色的純淨天空，雄偉的山脈帶著刺眼的白色，給我一種流遍全身的感覺，像是來自靈魂的純淨能量（ibid.: 138）。
在如此多的笑聲和快樂中，我和我的朋友們為春天準備了一個派對。有服裝、花車、紙花、彩帶和氣球。媽媽，我是花的女王。隨之而來的是我初戀的幻想（ibid.: 139）。
Han很快就注意到，Leticia的證言與一般意義下的證言並不相同，而這一點發生在這名政治異議人士的身上可說饒富意義。在拉丁美洲革命史的脈絡中，「證言」形式的出現有一種對抗官方歷史的涵義，作為革命時期和政治運動的產物，它主要體現了左翼政治中階級鬥爭的意識，即透過讓被邊緣化的主體聲音公共化，對歷史暴力、政權壓迫或社會不公義做直接而有力的見證——無疑的，這種文類（genre）既是個人的、感受性的，同時也是集體的、有一定政治目的的。
然而，Leticia的見證卻分裂為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在描述童年到青少女時期時（如前引段落），那些話語充滿了感官上的直接性，以一個接著一個的印象／感覺的片段的形式，一一襲來，既像是某種「童年之眼」，也是「意識之流」。它不同於講述關於（about）某個不公不義事實的口氣，而是關乎直接地給出一種存在模式的質性（quality of mode of being）的語言技藝，話語的給出意在當下呈現那樣的存在經驗。又如下面的這一段：
首先到達我記憶的是一個大旋轉木馬，不停地轉啊轉。當它最終停下來時，我從高處凝視著港口和大海。我感受到向我吹來的微風，我向下看，看到快樂微笑的小人們，我看到棉花糖、糖果、焦糖蘋果，還有我美麗的母親和我在一起，她有著烏黑的頭髮（ibid.: 138）。
意象（imageries）和身體感彼此黏在一起、逐一給出，最終堆疊出一個世界來。在那裡，Leticia和童年的海港／家鄉的一切彼此相屬相繫：既是全然的歸屬，也是深深的嵌入。她的見證所傳遞的，不是某個事實的訊息（information），而是所活過的歲月的印象和感覺；不是過去式的歷史，而是現在式的熱切與騷動；不是一般「既個人又集體」的政治控訴，而是全然和感受性的私密生活。顯然，這當中偷渡了許多並不屬於見證體裁的風格，一種創造性的挪用。
Han更注意到，Leticia在進入對社會投身階段的描述時，之所以使用了與前者截然不同的語言風格，可能不是話語策略上有意的差別運用，而是反映了個體在進入社會「大我」之際，尋找到「自身話語」的困難程度。當述及她成為政治激進分子的階段時，Leticia失去了原先證言中那種充滿感官細節的生動描述，以一種木然的語調，機械且陳套的複述一些短語，「……這樣他們的未來能比我們的更好，這是我們所有人都有權利的」，或是「因為沒有富的或貧的（按：指不應該存在富人與窮人的區別）——我們每一個都是人類。」相較於童年經驗的活靈活現，這似乎是政治意識形態對個人表達的殖民化，使Leticia失去了自己獨特的語言，轉而使用無表情的、標準化的集體語言模版。
讓我們再回到見證中的青少年期的Leticia，並注意話語間的時間性面向：
我將認識這個城市，在一輛滿載著互相交談的人們的公共汽車上。我透過後窗看，風景如何變得遙遠。現在是夜晚，我在母親的懷抱中睡覺，夢想著已經開始的冒險。我不必害怕，因為我很大。我六歲了，那是很多年。春天的到達：伴隨著鳥兒悅耳的啁啾聲，在我的道路上陪伴我，穿著我的白色連衣裙（ibid.：138）。
不同時刻的「我」，藉由話語連續性，以跳躍的方式相互銜接；或者我們應該反過來說，「我」接連以現在時的時態遍歷在不同生命階段的重要時刻：在滿載乘客的公車上、在夜裡母親的懷抱中、在對自己打氣的六歲時、在春天和身著連身白色長裙的身體裡……。這種即起即滅的描述方式，在感覺與感覺間遍歷了主體不同的人生風景，不變的是說話主體的全然歸屬感（belongingness）。在此，「人說話」一事，不再是說「關於」某事某物的表意行動（significations），而是讓話語透過其特殊的表達方式（expression）成為一個存在行動，一種讓主體得以和他的世界相互繫屬的藝術性的努力。這也是何以有好幾個下午，Leticia與Han對其見證的一同工作中，當她不喜歡她所使用的語詞時，會面對著螢幕對坐在一旁的Han說：「什麼詞？使用什麼詞好？」而其他日子，他們只輸入兩句話後，Leticia告訴她停止打字，只是聽就好了。顯然，關乎童年存有的靈感，在此暫時枯竭了。
顯而易見的是，現實生活中Leticia幾乎無法歸屬於她的家庭和後來的智利社會，她的話語被兒女否定，其過往政治投身的價值性也日益暗淡。在這種現身（presence）極度困難的時刻，她創造性的挪用了自己熟悉的政治證言，進行一種完全個人化和個性化的扭曲轉化。她所講述的童年時期蘊含著一種「無始以來」的神話時間性，那是無數的一天，永恆的某一天，那時小小身軀裡的她仍被周遭環境緊緊環抱、承載著，絲毫沒有分裂。
更重要的是，如同治療師Gil對小女孩Niki的在場，Han的在場聆聽也給出了此種特殊見證話語得以現身條件，關於這一點，我們透過Leticia對於Han這名人類學家的特殊「使用方式」得以領會。於是，該見證行動所真正在運作的，其實是一種時間溶解的體驗，「記憶中的過去」以現在式呈現，在說話當下重新發生與經歷，事實、記憶、感知與情感的界線在此相對模糊了，一同交織成一種個人的神話時空。
身體之為召喚
本文討論了兩個案例，包括幼兒如何從身體性的遊戲治療經驗發展到象徵性語言，以及成年人如何透過特殊的話語表達形式回歸到身體感官與歸屬感的童年領域。這之中，感知、感覺和情感等身體面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們在不同案例中都作為某種「可工作的平台」，或是使當前現實僵局得以獲得某種轉圜的樞紐，包括案例一中對於遊戲場的情感性投身，以及案例二中話語所喚起的童年記憶中的感官世界。
在痛苦與療癒的理論性探討中，這些能直接「觸及身體」的經驗的構成方式與結構愈顯重要：原來「有感覺」從來是如此的關鍵，它不只讓人全身上下受到擾動，彷彿有什麼瞬間被啟動，充滿難言滋味。尤有甚者，透過這些經驗研究，我們發現那種遭撞擊的召喚（calling）時刻似乎有著啟蒙的效果，它依稀允諾了某個「未—來」（not-yet）卻「將—來」（be-coming）的自己，以及一個仍蘊藏著的、等待自己向前探索的未知世界。因此童年回憶的重新經歷並不真的是一種「回歸」，反而是在經過某種創造性的轉化後所重新開啟新未來。
關鍵字：體現（embodiment）、象徵遊戲（symbolic play）、證言（testimonio）、現象學心理學（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歸屬感（belongingness）
參考文獻
Simms, Eva M. (2008). The Child in the World: Embodiment, Time, and Language in Early Childhood.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Han, Clara (2012). Life in Debt: Times of Care and Violence in Neoliberal Chi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