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精神生命的一種表現形式
作者 | 吳明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第九期2025.03.15
2024年台灣出版了《生命之側：關於因紐特人，以及一種照護方式的想像》（Life Beside Itself: Imaging Care in the Canadian Arctic）（謝佩妏譯，2024）的中文譯本，作者Lisa Stevenson面對20世紀以降加拿大北方因紐特人（Inuit）的殖民歷史、公衛防疫與青少年精神衛生政策，為了要去銜接該族群所承受的巨大的結構性力量和幽微的精神生命這兩端，致力於開發意象（image）概念，以在照護（care）的人類學研究中取得一些創新與突破。這個理論架構是本書一開始即提出，卻也是我首次讀畢全書後仍不甚理解的——究竟在何種意義上這是一份照護研究呢？特別是在衡諸全書後將發現，那些政府所發動的照護措施皆被批判為是具暴力和異化效應的摧毀性力量，此外，並無其他被認為適切的照護模式被記述和討論，那麼，「照護」究竟在哪裡？而「『照護』作為研究對象」（謝佩妏譯，2024：41）又如何成立？
這個疑惑是書寫本文的原始動機，它也在後來我理解了意象與照護的關係性之後變得豁然開朗。近年來，國內原住民研究與社會工作學界開始討論具有族群文化意識的照顧與助人的型態為何，即所謂的「文化照護」，而這本書正好從一種非實體化的文化概念切入，指出原住民族文化照顧的底蘊可能就繫於一種讓個體與夢、神話、歌謠、集體性歸屬之儀式相互關連的存在模式（mode of being）之中。因此，「照護」二字並不意味著一定要採取行動，當某個原先被壓制、忽略、取消的存有方式獲得了喘息或伸展的空間，進而恢復流動並為個體帶來滋養時，則照護已然發生。
以下，將先概述《生命之側》的梗概。該書之所以能成功橫跨人類學與心理學知識的光譜，主要在於它的後半部（四至六章）一反前三章那種龐大的結構性力量的現實／歷史考掘，轉向了因紐特人的夢、名字、歌、存有時間性等氤氳飄渺之事物上，後者也正是因紐特文化滲入個體存有的重要界面。而在二者之間，將巨型的宰制性力量與生命存有的不可限定性進行巧妙銜接／錯接的，就在於意象本身所給出的精神轉圜機制。接著，將從意象延伸出一個關於「意象vs.事實」的討論，指出研究者／一般人對於某些苦難或傷痛事件的「事實化」或「視……為……（to see…as…）」的傾向其實已然是認識論上的轉置，這既牽涉到對於人類精神領域再現的認識課題，也涉及到知識份子形成論述時的倫理責任。
《生命之側》梗概
《生命之側》從加拿大白人對於北方因紐特原住民的殖民歷史切入，討論了政府在2000年左右施行的青少年自殺防治政策，以及約莫七十年前肺結核大流行時國家的傳染病防治策略。前者涉及一群認為生命不值得活的因紐特青少年，該群體之間有著比例高得嚇人的自殺潮，也受到了公衛部門的高度重視；後者則關涉到這群因紐特青少年的祖父母輩族人，1950年代起，他們之中的罹病者被大批強制遷移至南方療養院，以隔離的方式治療肺結核，然而在此大規模遷徙過程中，造就了不少骨肉分離、文化不適、身份剝奪甚至孤獨客死異鄉的傷痛事件，而成為族群的集體創傷。表面上看來，這兩個措施都是國家對於弱勢處境族群所提供的特殊「照護」資源，然而實際上，其中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式的治理方式和隱藏的殖民心態所造就的「匿名照護體系」本身即構成了另外一種暴力。這是作者的一個主要論點。
從生命政治視角切入治理（governance）議題的諸多著作中，多半容易強調生命權力如毛細現象般滲透於個體生命之中，以天羅地網和無所不在之姿，甚至深入到主體慾望的層次發揮作用；與此類似，後殖民主義研究（Postcolonialism）也擅於分析殖民暴力遺緒如何透過個體情緒與感知的介面，使得原先受支配群體即使在殖民政權離開後，依然延續著過往自我壓抑、受貶抑或無價值感之心理情節（complex）。相較於前，《生命之側》並不停留於受壓迫者的悲情或對權力的控訴，它進一步去追問一個具建設性、攸關照護的問題：生命政治／殖民遺緒下的精神生命如何開展？
暴力：缺席者臨在的取消
透過本書所描述的第一個田野場景以及作者的自我詰問，這個問題獲得了進一步的開展：數十年前，有一個因紐特小男孩的祖母因肺結核而遭到強制送醫，這個孩子因而必須獨立生活。不久後的一天下午，家中電話響起，男孩被告知他的祖母已死於前往南方的火車上了，電話那頭的公務員請其節哀，旋即結束通話。此後的日子裡，小男孩不時就跑到碼頭邊，這是祖母當初遠行離開的地方，而他總專心的偷聽一些剛上岸的船舶工人們的閒談，希望從中得到一些蛛絲馬跡：或許，某人曾見過他的祖母，曾與她交談，甚至，那個人可能知道她死去的經過；又或者，也許祖母還沒死，也許她還活著，而相關證據應可以從那些話語的線索中被推敲出來，誰知道呢？儘管，男孩很確定自己曾親耳聽見「你的祖母已死」的宣告，他依然不斷的回到那個傷心的碼頭。
這當中涉及的是一個失落心理機制與哀傷療癒如何可能的問題，而前者又關乎了人類精神生活中「缺席者的臨在」（presence of absence）」（或可譯為「不在場的在場」）之重要性的課題。一般而言，喪親者需要在某種意義上、以某種形式「呼召」亡者，透過老照片、話語、軼事、亡者故友的言談、遺留下的物件或夢中鬼魂擬真的回訪等作為中介，使缺席者得以重新臨在，而生者因而獲得了一個時空得以處理因死亡事件嘎然而止的關係的未完成性。然而，當至親之人的離世被化約為「消息告知」，幾乎不被給予其他可供追索的訊息與物件時，可說是連其「不在場的在場」的可能性都被剝奪了。這種國家／殖民暴力使得個體難以進入其悲傷、哀悼或自我的儀式，更遑論是踏上療癒的旅程。此時，這名小男孩只能讓自己進入了一種芻思狀態（rumination），他週而復始的回到岸邊，以生產出一個亡者得以棲身其中的精神性空間。在此，Stevenson將意象視為是認識該空間的關鍵概念。
意象：表達而不闡述的語言
什麼是意象？意象是一種「表達而不闡述的語言，一種意義不像文字本身透明的言說。」（引自謝佩妏譯，2024：53）首先，就符號的表意作用（signification）來說，一般可區分為內容性資訊（contents/information）和事物的象徵意義（symbolic meanings）兩種不同屬性之內涵的傳遞，然而人類不只是被動的接受資訊者，更是主觀世界的經驗者，於是該表意理論似乎對於後者的理解較為不足。其次，人們在與某些事件場景或情境相互遭逢時，可能出現一些感知、感覺與感受，那或許是某種如同氣態形式的生命盼望或迷惘——這個主體與世界之間的精神性介面無法被前兩種表意作用所囊括，這正是Stevenson所探究的意象的地帶。對於熟悉台灣電影導演侯孝賢長鏡頭影像語言的人，或許較容易領會這種超出了文字表意或闡述形式的「言說」為何，因為，長鏡頭影像總給予觀影經驗「多出一點」什麼的「醚味」（林文淇，2007）、一種對於某個已結束的事件時空仍不願離開的黏稠度，或者，是那不輕易臣服於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中理性邏輯和訴求精準與效率的「無盡」感。
關於意象，作者似乎是以一種最寬廣的意義在使用它，只要是那些「表達但不闡述」的、指向了不確定性的「符號」均屬之。如此一來，包括夢、歌、不確定的回憶、呆望出神、直覺、瞬時閃現的影像、模糊的盼望、意向不明的反覆行為，甚至是口頭語言或是文學作品，都（可以）是意象性的（imagistic）。儘管Stevenson明確的指出其意象概念不一定要以視覺性的表現形式為成立條件，因此，某個事物（如歌的吟唱）可以在不具有任何形象的情況下，也作為一種意象；然而，她似乎並未深化去討論：在意象這個她認為本質上與人類慾望和情感相連的領域中，是否必然是關係性（relational）的，因此也必然具有空間性（spatiality）的向度？若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她將可更明晰的打造一種雖不一定需要視覺形象、卻具有打開某種空間性／關係性之資質的意象概念了——透過民族誌的田野描述，我們看到了「歌」可以做到這一點，「名字」可以做到這一點，而一群青少年無目的的漫遊也是在尋求一種空間性的開啟。
於是乎，透過意象這個具認識論和方法論意義的概念，作者得以觸及因紐特人「精神生命」這個主要論題，並由此指出，相對於公衛治理的粗暴性所導致的對「不在場的在場」的剝奪，意象正是主體面對苦難時承載和逃逸的精神介面：它一方面將因紐特個人帶至有別於社會現實的他界（outside over there），又將其與因紐特先祖與文化傳統相互連結，因而獲得歸屬（belonging）。相對於受剝奪、傷害、失落、絕望的個體和族群的生命史，意象是一個無法被權力所穿透和治理的精神性領域，帶來了庇護的可能。
被迷住的慾望vs.事實化的慾望
本書最迷人的一句話或許是：「我們想要的或許是意象的不透明性，這樣才能與感受的濃度相符。我們希望有東西迷住我們。」（謝佩妏譯，2024：55）這句話道出了精神生命的形態貼近了「渴望」二字本有的含義。但就對意象進行書寫表徵而言，這種不透明性則帶來一些難題。
Stevenson一方面告訴我們：對於意象，合宜的知識探究不應該是以理性化的形式來加以解碼（decoding）或破譯其意義，因為這只會使它在被以一種違反其本性之手段的考察中被犧牲殆盡。另一方面她還提醒，這或許不只是對於知識對象如何再現的方法論議題，更涉及了研究者本身「知的慾望」及連帶的過度看重事實（facts）的情形。後者作為一種知識工作者的普遍症狀，是「一種認識論的抗焦慮劑」（同上引：78），而本書無疑是立基於對這一點的批判之上的。儘管，知識份子多少都分享著相同的焦慮，並依賴於同一「解方」，該解方指的就是「事實化」。
就知識生產的評價標準而言，一般都會講求需具備「信而有徵」的品質。而合法的「徵」引對象有二：一是具體發生於世界的現象（=田野資料），二是既存或受肯認的知識論點（=理論或思想）。「事實」屬於前者，它包括了事件、政策、行動、互動、話語、經驗、數量等現象，而學者則肩負著以公認為較為客觀的方式、將它們不帶偏見的予以呈現的知識責任。然而Stevenson指出，在處理死亡和生命議題時，將前者「視為事實」早已是一種轉置了：它取消了生與死那種震撼人的、使人著迷的力量，使之變得平靜。譬如，「將受傷的身體變成一個事實」（同上引：77）能有效降低那具身體對於書寫者「我」的衝擊力道，同樣的，對於「死亡=事實」的蒐集、書寫、鋪排配置也帶來一種平穩化的功能。研究者因而有效避開了存有的衝擊和倫理性的不適，取消死亡的驅迫力。
這是人類所發展出的一種認識能力，一種「將……視為……（to see something as another thing）」的文明技藝。然而，它在現實中已經過於自然與直覺，使我們沒有意識到這同時是一種「轉身」：逃開死亡意象，避免自身被拖入那枉然的、不斷重複的精神衝動之中，同時取消存有的力度，獲得一個相對可掌握的世界。當事件已成事實，「知」的驚奇時刻已然結束，各類詮釋自此開始紛紛湧入。
於是，書寫涉及一種抉擇，一種倫理的決斷：是該繼續受到那具受傷身體的影響，還是將它當成某種事實、訊息或數字？關於此，並無標準的答案。這裡的挑戰是：如果存有本身不是一種理性論述的形式，而是以感知和觸動作為其意義的表達、以事件和肉身為載體，那麼，書寫者是否也有責任一定程度上去保留它的衝擊力道，幫助讀者憑藉文字得以稍稍的模擬它，而不要輕易放過。或至少，他必須清楚「事實化」遠非一種自然且中性的認識方式，而是一種帶有扁平化效應的知識立場選擇。我們不一定需踩入to be or not to be的任一端，但需要敏感於那些研究者使知識論述得以奠基的基礎之一，是否也包括了那使自身疏離於（從而削弱的）他者苦難的知識操作中。
守護那不確定的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何以人類學家João Biehl會呼籲我們「不（該）讓民族誌在我們對現實的描述中消亡」（Biehl 2014: 117）。回顧過往，人類學的發展史使它為自己攬下了一種「守護邊陲」的道德職責：它總意欲著要給予那些在主流觀點中被忽視、消音或不欲看見的，卻實實在在的發生中的事物，以發聲的機會。循此，它有一種「以事實說真話」的堅持，那些被審慎鋪陳並脈絡化呈現的複多聲音和社會事實，指向的是某個另類世界構作（worlding）的存在。
然而，它卻很可能因此給予那些肉眼可觀察的事物或現實條件過多的份量和強調，使該學科過度朝向世俗或現實（the actualized）的一端傾斜了。儘管，人類學中總不乏關於心靈、集體精神或族群文化中本體論、宇宙觀的探討，但它們多半經歷了一種「論述的跳躍」：從可見的躍入不可見，從現象躍入理論，從事件躍入思想。但如此一來，精神性的事物變成被「推導出來」的，不再是被活出（lived out）的了。
就精神生命而言，這樣的表徵形式並不貼切亦不符實情。如果存在所謂「生命的語法」的話，那麼它首先是感知的而不是無感的，是投身的而不是疏離的，是以未完成形式存在而非那已然確定的事物。更重要的是，它不是被推導出來的。經由夢、詩歌、甚或（因紐特）文化中表達親愛之感的估噥聲中（謝佩妏譯，2024：242），意象得以給出，精神的意涵得到了表達，而情感的官能則獲得充實，人們因而得以朝向未來——這是本書「照護」的含義。重要的是，該語法不只是本體性和精神性的，更具有自身的社會性和歷史性經驗意涵在其中。
參考文獻
Biehl, J. (2014). Ethnography in the Way of Theory. In Das, V., Jackson, M., Kleinman A. & Singh, B.(Ed.), The Ground Between: Anthropologists Engage Philosophy(94-118).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林文淇（2007）。〈「醚味」與侯孝賢電影詩學〉，《電影欣賞學刊》，第130期：頁104-117。
謝佩妏（譯）（2024）。《生命之側：關於因紐特人，以及一種照護方式的想像》。台北市：左岸文化。（Stevenson, L.，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