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蔡彥仁老師「宗教當做音樂」一文
作者｜楊美芬＿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
第十五期 2026.03.15
身為政大宗教研究所的創所學者，蔡彥仁老師除了自己深入宗教的研究，並長期在博士班的必修課程中教授並討論「宗教研究基本問題」，透過集體閱讀、思考、和論辯，讓同學自覺地掌握宗教研究的核心；在他罹癌的前年更開了一門選修課程︰「當代宗教理論」，希望借助西方不斷發表的研究成果，將台灣的宗教研究推上國際學術的同步進程中。這個課程討論的議題涉及宗教哲學、歷史、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甚至全球市場經濟和當代神經科學，而在所有議題討論中，都不免觸及研究對象與研究主體之間的對應，也就是「信仰者」與「研究者」的關係，這是蔡老師始終念茲在茲的重大思考之一。
致力宗教學術的省思
在2011年撰寫的「信仰者與研究者︰一個當代宗教學術論爭的省思」文中，蔡老師提及「宗教研究」的兩大主張︰「本質論」與「文化／功能論」，前者著眼於人類先天而內隱的宗教情愫，後者強調後天且外顯的各種宗教現象，換句話說，「本質論」重視身為經驗主體的信仰者，「文化／功能論」則偏向處於觀察客位的研究者。回顧幾個世紀以來，面對啟蒙之後的理性、實證、客觀的知識建構法則，所謂的「科學精神」，宗教「本質論」的主張備受質疑，如士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的「絕對倚賴之情」（the sense of absolute dependence），奧圖（Rudolf Otto, 1869-1937）的「神力彰顯」（the numinous），伊利雅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的「神聖」（the sacred），以及史密斯（Wilfred C. Smith, 1916-2000）的「超越」（the transcendence）等等，皆被視為凌空蹈虛之說，而個人內在的宗教經驗難免就只是向壁虛構，無法成為公眾的認知。這些服膺科學精神的「文化／功能論」者側重可觀察、可考證的宗教現象，應用各種研究進路和方法，於是，宗教研究陷入二元對立，往往顧此失彼，削足適履，難窺「宗教」全貌。
針對當代學術試圖加諸「宗教」的認知模式，蔡老師主張重新調整「信仰者」與「研究者」的關係，讓雙方「視其為可以相互涉入、彼此欣賞、並且邀請更多人參與的共存關係…，我們需要超越實證科學的框架，揚棄宗教研究屬於『認知型知識』的狹隘視野，改以視其接近藝術或音樂學門，需具備宗教感、聆聽、賞析等態度與條件。」蔡老師誠懇呼籲，強調客觀角度的研究者能夠用心感覺、聆聽信仰者內在的生命之聲，在觀察和考證的同時，啟動每個人天生皆賦有的共性與同情，從外入內，由顯至微，一窺全貌。綜合「本質論」與「文化／功能論」兩方見解，宗教本身顯然兼具內隱和外顯，本質與現象的雙重性，然而「信仰者」與「研究者」往往各有偏向，容易流於一隅之見，如果希望獲得「宗教」的完整認知與深刻體悟，雙方就必須相互涉入，彼此參與，才可能最大程度地貼近人類精神最隱微，也是最奧秘的角落，這才是宗教研究者的初衷與目標。那麼，可有一條可資借道的途徑？
類比音樂的宗教融合
蔡老師在2013年的「宗教當做音樂︰一個類比觀點」的探討中提出一個融合之道，包括從個人到社群層面的實踐，他首先舉出幾位代表性學者同樣主張類比音樂的模式，例如士萊爾馬赫將「宗教」比喻為聖樂，鼓勵聽者在聆聽中讓內在的宗教感自然生發；奧圖則相信聽者可與神聖的「生命之聲」達到「靈裡相通」（in the spirit），因為這是人類先驗且「非關理性」（the non-rational）的天賦機能，兩位皆以「音樂」之屬類比「宗教」。蔡老師也舉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的比喻為例︰「音樂給予我們本體層面的信息…，這些信息會騷惹我們的心靈〔敏感處〕，並從該處夾雜理解運作向我們發聲，正如無涯海洋之水一波又一波的拍打岸邊鵝卵石一般。」再提出社會學者舒茲（Alfred Schütz, 1899-1959）宗教類比音樂之說︰「音樂是不受概念架構侷限、可被溝通的意義場域。…這樣的意義結構無法藉由概念傳遞，而需藉由〔如音樂般〕的溝通。」透過以上學者之見，蔡老師強調，宗教本身不受概念架構所侷限，同樣具有隱微、奧妙、難以言說的特質，正可如音樂般流通心靈。
雖然將「宗教」類比「音樂」的說法各有其演繹的角度，然而幾位學者強調音樂本質的和諧、普世、超越的主張卻是一致，這些特質同樣也正是宗教的核心。依此脈絡，蔡老師所提出的「宗教當做音樂」的類比觀點乃前有所本，再加上他個人的見解，我們可以歸納出四個要點︰其一，以「人」做為「宗教」的主體與前提，因為沒有「人」就沒有「宗教」；其二，「宗教經驗」是一個「極纖細而敏感的先驗情愫，構成信仰者的行為動機。」研究者必須深入信仰者的情感核心，探索其深層意涵；其三，「宗教」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精神主體，不能單獨強調某些現象或面向，如同「音樂」本身也是一個整體，不可拆散成零碎的雜音；其四，宗教本質有其深奧弔詭之處，突顯一般概念語言的表達侷限，以音樂類比，目的不在清楚界定主題，而在訴諸象徵或譬喻，激發想像，讓聽者產生經驗聯想，透過所有類比經驗，進入主題核心。以上四點強調宗教的完整性與主體性，也提供經驗類比的溝通之門，如同音樂，應用聆聽和想像，讓宗教成為人類共同的意義場域。呼應蔡老師提出的「宗教當做音樂」的研究主張，本文將提出另一個以音籟為類比的概念︰莊子的「天籟、地籟」之說，類比「本質、現象」二者，作為宗教研究參考。
在《莊子･齊物論》中，莊子借南郭子綦之口生動描述天地之間的各種竅孔，竅孔的形態、結構、材料、位置都不相同，因此，當一陣風吹過，所有竅孔因應而回響的聲音也都不同，也就是說，風雖然一樣是風，不同竅孔因風而起的音聲現象卻是各式各樣，何以如此？我們可以說，一切音聲皆緣於自身之為其物，之為其貌，故而發為其聲，總之，萬物殊異，竅孔有別，種種風聲自然不同。回到人文世界，不同地區，不同族群，不同年代，所形成的文化自有不同風情，展現個別獨特之處，這是取決於客觀不同條件造就種種「現象」的必然，也如同所有音樂，各有其音素、音律、調性、以及演奏樂器，其所以動人心弦，絕不可能千古一聲，舉世同調。簡而言之，天地之間有無數竅孔，發出各種「地籟」，人間有各種時空條件創造的文化現象；然而，萬般殊異之中似乎透露著某種共通之處，正如莊子曾經提出的一個問題︰是什麼使萬物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是哲學上有關本質的探究，它既突顯個別主體，也強調普世共有，在此，莊子鼓勵個人先「喪我」，擺脫我執，才能超越一己發出的一種「地籟」，聆聽到萬籟共通、共鳴的終極「天籟」；同樣道理，個人必須超越自身熟悉的模式，方能真正見得其他種種文化現象，最終懂得人文世界共具的本質；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理解各種外顯的宗教現象，就如同聆聽萬般「地籟」，而隱微的宗教情愫正是人類天賦的本質，如同風一般的自然「天籟」，它可以喚起所有生命之聲的回應。
超越時間的迴響
以莊子「天籟、地籟」類比宗教的「本質、現象」，雖然都借助「聲籟」為喻，不同的是，學者所類比之「音樂」，大抵指的是人類文明的一項極致成就，突顯的是人的主體性與創造力，而莊子的天、地聲籟則呈現萬物的自主性與自然法則，兩種類比的範疇和重點似乎不同，但就宗教研究而言，類比的對象都是有關「宗教」的本質和現象，以及兩者的融合與共存。再從另一個角度來談，宗教雖由人類創造，但其關鍵在於人對「超越」、「神聖」的他者所建立的依賴、敬拜關係，因此，「關係」和「關係對象」應是宗教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正是因為此「關係」和「關係對象」不同，才有「信仰者」與「研究者」的分別。進一步說，如果這是信仰者與研究者難以取得共識的一個關鍵，為了兼顧宗教的本質和現象，讓宗教研究涵蓋更為周緣，那麼，訴諸眾生萬物的本性正可以突顯所有生命本質的先驗與必然，這是莊子齊物的精神，也是筆者循著「宗教當做音樂」的類比思維，以眾聲殊異的「地籟」比喻宗教外顯的紛繁現象，而「天籟」乃指涉共通的本質，自然之道，所謂天賦內隱的「宗教情愫」。任何人文、社會研究者都能認同以人為主體的議題，必須兼顧本質和現象，內在與外在，宗教研究自應如此。
蔡老師引用舒茲的論點，認為「當一首新曲出現時能否獲得迴響，關鍵在於人們是否能超越各自生活世界的時間，在更深處的『內在時間』裡引起共鳴，…在『內在時間』的意識裡萌生共感，相互『調入』，融成『我們』之境。」確切地說，音樂的「調入」正是宗教的「靈裡相通」，於是，從內到外，從本質到現象，成就「我們」共同之境。當代各學術領域圍繞「宗教」的研究，角度不同，取徑很多，成果也相當可觀，可以說，「宗教研究」已經進入各個學科領域，或者說，很多學門都在「研究宗教」，這樣的現象對我們了解「宗教」，是利或是弊？是否可以避免化約陷阱或以偏概全？是否可以綜合所有研究結果成為一項「公眾事實所提供的公眾知識」？重讀蔡彥仁老師「一個當代宗教學術論爭的省思」一文時，不免再度想起在探討宗教的課堂上，蔡老師所強調並體現的客觀和開放的研究態度，受教多年，我深刻感受到老師出入「局外」與「局內」的嚴謹和真誠，他始終堅持的學術標竿。筆者相信，「宗教研究」是追求超越的學術過程，一項神聖的精神志業，如此研究所提供的「宗教」全貌，才能成為俾益眾生心靈的普世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