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說方言」作為「聲音」對靈恩群體認同的形塑作用：評介蔡彥仁”Glossolalia and Church Identity‘’
作者｜葉先秦＿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第十六期 2026.05.15
二十世紀初基督宗教的五旬節運動（Pentecostal Movement）以及1960年代以降進入主流新教和天主教的靈恩運動（Charismatic Movement）和隨後湧現的諸多新靈恩（Neo-Charismatic）團體，最引起關注的普遍宗教現象要屬「說方言」（或稱靈語、靈言）。在五旬節運動初期，這項經驗曾經被期待為一種超自然的說外語（xenolalia）能力，隨著實際運用時屢遭挫折，方言逐漸被理解為一種舌音（glossolalia）或靈語（spiritual language），運用於頌讚神或者靈修。
然而，許多語言學家從句法、句型結構以及語意學的觀點予以分析，斷言所謂的「方言」不具備語言結構，充其量是「偽語言」（pseudo-linguistic）或者不具任何意義的聲音。而許多與此運動站在對立面或常予負面評述的人士在獲知以上研究結果，則更為確信「說方言」乃沒有意義的「胡言亂語」。也有人認為這些「說方言」者精神狀態失常。若在教會界，這些負面批判部分可能基於宗教改革以來新教因重視講道而看重語言在智性層面的意義傳達，同時相對忽略宗教的符號、象徵，對於禱告、靈修也多抱持此種理解。「方言」並非沒有意義，毋寧說其意義是象徵、符號層面的，並要在儀式的運作中去把握。蔡彥仁教授在此一經驗上兼具圈內人與圈外人身份，他指出「說方言」作為「聲音」對於形塑一個五旬節–靈恩群體的認同而言，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這種外人聽似吵雜的「聲音」對於信仰者卻可能帶來撫慰，文中他以所屬之真耶穌教會為案例。
「說方言」是一系列需要解釋的符號
本文指出，隨著符號學（semiotics）的發展，好些語言學家開始將「說方言」視為一系列需要解釋的符號，而不是讓聽者感到困惑的非語言。這種觀點得到了「語言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的補充，這樣的觀點跳脫了句法和語義的狹隘範圍，進入了更廣泛的「整體言語情況」，將言內行為（locutionary act，以言取意）、言外行為（illocutionary act，以言取行）、言後行為（perlocutionary act，以言取效）聯繫在一起。語言學家William Samarin指出，說方言不僅是以某種方式產生的聲音，而是以具有社會意義的方式使用的聲音。如此，方言不單是聲音，對教會而言也有其公共意義，在集體方言禱告時，信徒互相分享其主體性，其語句構成了「顯性聖禮行為」（ostensive sacramental act）。Hilborn表示，方言雖或「觀念上不足」（ideationally deficient），卻在「溝通上有效」（communicative）。此外，社會人類學家認為，方言或許是私人的，但需要在儀式脈絡中觀察才能知道其功能，當信徒齊聚用方言禱告時，他們會將說方言看做一種帶著能力個人的存有向超自然國度敞開並改變生命的途徑。在共融的層次上，這種預期的、規範的儀式有助於在情感上和精神上將他們連結起來。透過踐行說方言，五旬節–靈恩教會得到一種與上帝聯合的感受，且有助於維持和培養群體生活的行動。由前述語言學和社會人類學進路對於方言的討論，可做兩方面小結。首先，他們肯定方言聲音扮演的角色，並與宗教群體的構成連結起來。其二，他們同意儀式的脈絡是方言展現其能力和效用的場域。
方言禱告是主體之間的交流媒介
真耶穌教會在蔡教授的定義下是一中國的五旬節–靈恩教派，與其他五旬節派或靈恩派相仿，都重視方言，並視其為領受「聖靈的洗」初步憑據（initial evidence）。然而，本文提出一套該會內部如何區分「聖靈」與「邪靈」工作的準則，聲音的彰顯（sonic manifestation）即為主要判準，若說方言時意識不清且聲音是喃喃低語、含糊不清、喉音、唇音，或者聲音不和諧且刺耳，又或者發出駭人的尖叫，此外還有抽搐、口吐白沫，凡此種種，在該會脈絡下均會被判定有邪靈附身之虞。若方言的聲音是有明顯捲舌音，聽來「和諧」、「優美」、「有能力」，則會被認為是聖靈的作為。蔡教授指出按其問卷調查，支持了他的論點，即聲音對形塑真耶穌教會群體而言具有重要功能。他在文中也簡單描述了真耶穌教會安息日聚會的程序和儀式內容，他認為從中可以感受到整個群體由「靈裡一致」的信徒組成，信徒在禱告時不僅清楚意識自我，也清楚意識到其他人與自己「同受一靈」。方言禱告可謂主體之間的交流媒介，集體發出的聲音產生倍增的「自信感」（self-assuredness）。
本文接著援引Lawrence E. Sullivan對聲音和語言的理解指出，聲音與每個存有的出生相關，每個聲音都顯示了存有的獨特模式的在場，並構成不可分割的完整性。每個種類的存有都有自己的聲音，他們因聲音而生，也按聲音認同自我。過度的噪音意味著侵入他人的聲音秩序，從而產生混亂或不受拘束的喧鬧。然而，混沌將聲音終結，並用可理解的語言取而代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語言是身體生命混亂和致命性質的受控表達。聲音有其不可破裂的意義，但語言表明分裂，分成縮小的單元，例如句子、字詞、音節、音位，破壞了聲音的純真。在現代時期，語言忽略並壓抑聲音，使它落入被遺忘的地步。Sullivan認為就宗教的立場而言，聲音向來都是有意義的，因其可追溯到神聖存有，聲音也宣告神聖存有的在場。因此，當這些信徒說方言時覺得自己進入有別於凡俗的另一個境界，他們將智性的人類語言放在一旁，對其而言這些人類語言在靈性方面是毫無作用的。藉著方言禱告，他們似乎取回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喪失已久的本真身份，且成為進入超越性的範疇的管道。若說人類語言帶來分裂和隔閡，方言的聲音則是帶來復和與連結。按蔡教授的訪談和觀察，這些真耶穌教會信徒認為方言的聲音是確認神人關係的有力連結，方言不只將人與超越性相連且確立存在的本真性，更創造整個群體。因此，聲音是社會性的。
方言禱告是一種相互調入的關係
本文又引用Alfred Schütz的「調入」和「內在時間」理論，他認為，若要進行具意義的人類交流，創造一個有意義的脈絡至為重要，而採用音樂過程的類比是最讓人明白的，這建立在一種「相互調入的關係，所有的交流都建立在這層關係之上」（a mutual tuning-in relationship upon which alone all communication is founded）。Schütz解釋，音樂的傳播之所以可能，是基於三方在演奏會的努力：作曲者、演奏者、聽眾。作曲者憑藉著創意的想像來構思自己的作品，並將其轉錄為「音樂符號系統」。但這是一個「語意系統」，本身無法傳達任何意義。演奏者是中介者，讀出音符，並按自己的詮釋，用自己的樂器將之轉為聲音。聽眾聆聽演奏者的表演，透過空氣中的聲音，進入作曲者和演奏者的「意識流」。音樂能否被欣賞，取決於「社會的認可……音樂的知識」或「音樂的文化」，在其中三方進行三向交流。這需要三方超越其「外在時間」，即以可數或可測量的節奏，移動進入「在內在時間中分享彼此的經驗流」，即存在人類意識流的時間。三方透過「互相調入」的關係建構出「我們」的群體。或者說，他們詮釋、分享相同的聲音。真耶穌教會的方言禱告，也是將所有參與者融合在一起，並建構「末世的真教會」（end-time True Church）。他們放棄被認定不足以進行靈裡溝通的人類語言，選擇他們熟悉的聲音，某種意義上而言，他們超越了「外在時間」，進入「內在時間」。以求更深地互相理解。一旦達成「內在時間」，並建立了相互協調的關係時，有效的群體溝通就會自發性地發生。
扮演「神同在的聽覺媒介」
蔡教授這篇以宗教理論重新理解、詮釋「方言」並為其正當性提供理據的作品，在英文世界並不罕見，例如前述的Samarin，曾提出方言在公眾崇拜裡是「神聖的語言符號」（linguistic symbol of the sacred），是聖禮性的，並將信徒的注意力從人的言說轉移至神的同在。說方言代表「神正在此地」，正如歌德式大教堂代表上帝的崇高。在五旬宗內部的聖經研究和神學的學界，亦有不少相關論述。例如聖經學者費依（Gordon D. Fee）主張在保羅著作中，方言／舌音有其神學意義，是「已然／未然」（already/ not yet）終末時間張力下，信徒在聖靈裡與受造萬物一同呻吟、嘆息，期待終末圓滿實現的表現方式。他傾向認為方言是舌音，是對神說的，而非用以與人溝通的語言。費依筆下的保羅方言／舌音神學，主要從〈羅馬書〉八18-27論起，保羅在此將「受造之物的嘆息」與「我們的嘆息」並列，表示受造之物和人類均在種種苦難、壓迫之下呻吟，熱切期盼獲得自由，就是終末萬物更新的實現。可見這段經文關注的是終末的盼望，以期有份於將來的榮耀。他認為八26「說不出來的嘆息」不是沉默無言，而是「難以言喻」，且極可能是指方言禱告，並將這種聖靈經驗與對基督國度那即將來臨的自由的終末期盼關聯起來。神學家馬起亞（Frank D. Macchia）認為方言不僅是五旬節派所珍視的恩賜，還使宣揚（proclamation）與聖禮（sacrament）得以連結，扮演「神同在的聽覺媒介」這般聖禮性符號（sacramental sign）的功能。神透過方言這「聽覺媒介」施恩、顯現，說明五旬宗對經驗神的理解並非全然是「非媒介性」的，也涉及媒介、物質，此即聖禮的意涵。馬起亞正確關注到方言的終末意涵，主張五旬節事件是神在終末的關鍵性神顯（theophany）。他同時也讓方言與「神的面前」（Coram Deo）、「聖徒相通」、「神的形象」（imago Dei）等神學概念會通、對話。關於「聖徒相通」，他聲稱，唯有在團契中與他者共融才能經歷神的豐盛。他表示〈腓立比書〉三18-19正說明信徒是與眾聖徒一起被神的豐盛充滿，四10-13則說明藉著恩賜全體一起成長，達到「基督豐盛成熟的身量」。方言也提醒信徒是站在「神的面前」（Coram Deo），強調在神令人敬畏的奧秘面前時，語言的侷限和不足。同時，也代表神的工作是奧秘且自由的，意即神不能被掌控或操縱，人說方言表示對神的敞開以及參與在神的自由裡。因此，方言或能被理解為一種對於任何試圖定義、操控、壓抑人性的行為所發出的隱性抗議；方言也是一種對那位不能被歸類且自由的神所發出同樣不能被歸類且自由的言說和回應。他認為根據蓋士曼（Ernst käsemann）的觀點，方言可謂反映「神的形象」（imago Dei）的語言。
「原初的神秘之音」
費依、馬起亞與蔡教授相仿，都將「說方言」的現象從個人層次乃至自我中心孤立的綑索解放出來，置於群體、崇拜儀式的脈絡下，即某種公共性，這是理解方言的重要面向，五旬節事件（〈使徒行傳〉第二章所載）當日，方言以其強烈外顯性的特質引發在場眾人關注，足見這是一樁公共事件。此外，因其宇宙終末論萬有更新而非個人終末論的整全框架，也顯示方言不僅是私有經驗，因而也不能單以「神秘經驗」理解方言。「神秘宗教」是沉浸在與神聖會遇的密契經驗，但五旬節派更接近「先知性的宗教」，意即在經歷密契經驗後回到塵世，宣揚自己所得到的啟示。由上可見，方言的意義是符號或象徵的，若持續糾結於語意學層次，認為方言缺乏一般語言的句子結構因而無法表意，故指稱其為不具意義的噪音乃至「胡言亂語」。如此，非但不得要領且流於淺薄。似乎聲音必須構成帶有智性語意傳達的功能才具功效和意義，這顯示出宗教改革以來新教對於符號和象徵的忽略與缺乏感知，遂將宗教活動與靈性虔修化約為智性、理性的話語宣講和傳達，連帶將啟示與聖道做此理解，忽略啟示乃是上帝的自我揭示，未必關乎智性信息的傳遞。也忽略聖道原初以及最主要的形式為永活的基督，而非成文之道（聖經）和宣講的道。以上聲音對信仰群體身份構成的功能，以及如終末向度、「神的面前」、「聖徒相通」、「神的形象」均是方言此一符號或象徵指涉的意義，其意涵的表達並不遜於智性的「人類語言」或者語言的語意層面。關於聲音，本文引用Sullivan的觀點似乎呼應奧托（Rudolf Otto）「原初的神秘之音」，在一些宗教裡都有以單音表達的神秘之音，表示神聖敬畏的戰慄，它不是單詞，甚至連一個完整的音節都稱不上。這種聽來不具意義的聲音，就是符號和象徵，實際上表達的意義或許更為深邃。
教會的獨特身份認同
此外，瑞德（David Reed）對前述「語言行為理論」與方言的關係做更進一步陳述，尤其他也以真耶穌教會為例。他藉Hilborn引用J.L. Austin和J. Searle的論點提出言說的「非語意學」向度。在他們的觀點看來，言說的行動是處境化的，是超越字詞表達的。即前面所言「言內行為」；說話者意圖溝通的內容也不僅是客觀事實，因此字詞如何傳遞也是具有意義的，意即說話者發話後所造成的行動。此即前面所言「言外行為」；最後一個階段是言說在聆聽者身上的效力，及前面所言「言後行為」。Hilborn指出，如果言說也是一項行動模式而非只是傳達事實的管道，且能在未經參照「事實」的情況下透過感覺和情緒進行溝通，那麼「方言」可以被視為一種溝通形式。瑞德繼續提到Deirdre Wilson 和Dan Sperber的觀點指出，理論上信息的傳送與接收之間存在差距，而完全的「共有知識」（mutual knowledge）並不存在，Wilson和 Sperber提議以「推理」的方式填補差距。而信息能按非言語的方式藉動作或信號進行溝通，並由接受者予以推理，僅僅是一個眼神或手勢就能讓聽者的專注力導向說話者的信息。若嘗試將前述論點應用在真耶穌教會，聚會中的「方言」禱告或許是在傳遞某種與禱告者意圖有關的信息，這分意圖可能被若干不速之客誤解或錯誤詮釋，但「方言」禱告的原初功能在於確認或強化教會的身份認同。Wilson和 Sperber的「關聯（relevance）理論在此並非談論與廣大世界的關係，而是指涉到教會的獨特身份認同及基督徒與眾不同的自我理解。公開的「方言」言說證成並傳遞了教會的特殊「召命」。
「說方言」對傳統重視智性語言的反思
綜上所述，可知方言的意義並不建立在語意學的基礎，而在於符號、象徵層次。在宗教經驗裡，不成語言的某些聲音本就有其靈性意涵。且按「語言行為理論」，語言導致的行動和產生的效力，未必只能透過悟性的表意，動作和信號甚至某個約定俗成、為人所知的聲音也可能「以言取行」、以言取效」。甚至「以言取意」的信息傳遞，也存在接受方與發話者之間的落差。方言的運作有其神秘性，但並非「神秘主義」式的沉溺宗教經驗以致只有「上升」而未有「返回（塵世）」或者獨立遺世、自我中心。反之，方言禱告有其公共性，能塑造信仰群體的共同身份認同，這份公共性還是向著自身群體以外的世界敞開，因「說不出的嘆息」是關乎社會、萬物在終末的救贖，是一種宇宙終末論。
另外，筆者要補充一點。其實真耶穌教會的官方立場並不認為自己是五旬節–靈恩教會，多數信徒也持相同意見。蔡教授或因想將該會放在全球五旬節–靈恩運動此一較為廣闊的框架和脈絡去理解，意圖讓該會走出排他性的捆索。然而，正如他引述聲音的理論，指出方言禱告形塑了真耶穌教會的群體，感受到整個群體在「靈裡」的一致性，其實真耶穌教會的方言禱告和一般五旬節–靈恩教會在聲音上正是有明顯差異。真耶穌教會的聲音一般而言聲調高亢、尖銳且是含糊的單音舌音，有別於一般五旬節派的方言相對有句子構成且往往非單音；此外，真耶穌教會明確認定「方言」是一種「靈言」，與一般五旬節派在「外國語言」和「靈言」之間的模糊認定有所不同。若將方言的聲音作為形塑群體的要素或者以這種聲音為界圍，正好可以證明真耶穌教會與五旬節派有別。真耶穌教會所歸類為「邪靈工作」的某些聲音、動作，例如大叫、倒地、抽搐，在五旬節派的好些聚會裡不時可見。而真耶穌教會的方言禱告聲音在不少五旬節派信徒聽來卻是雜音，甚至感覺類似邪靈彰顯。若引用聲音的觀點，反倒愈發證成兩者並非同一群體。實際上，若用學者Michael Burgunder的結構主義準則，意即以歷時性網絡（diachronous network）和共時性（synchronous network）網絡為衡量，真耶穌教會明顯不在五旬節–靈恩運動的共時性網絡內。
本文和上述其他學者的努力，均為「說方言」此一目前方興未艾的全球基督教運動五旬節／靈恩運動最顯著現象提供不少符號或象徵方面意義的詮釋，跳脫單從語意學去把握這種「類語言」聲音的窠臼，也對新教某些傳統對智性語言的意義傳達堅持而忽略符號和象徵的感知能力的現象提出批判。可惜這樣的論述在中文世界仍然付之闕如，還在以「無意義的胡言亂語」去理解方言，輕忽地對此運動予以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