脈絡中的「他」，受觸動的「我」：照顧人類學的知識論張力
作者 | 吳明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
第十六期 2026.05.15
脈絡中的「他」，受觸動的「我」：照顧人類學的知識論張力
當我們在談論苦難（suffering）與照顧（care）時，往往避不開倫理（ethics）面向的討論。我想那是因為，「苦難」常涉及某種人類幾乎難以忍受的生存處境，而「倫理」一詞，正好指向了個體在具體條件中對於「什麼樣的生活是可能的、值得的」這一問題的持續回應與實踐，是「所有人類事業從中獲得意義的可能性領域（the field of possibilities in which all human endeavors gain meaning）」（Lear 2006: 7）。這也使得「如何使生命變得可居（becomes habitable）」成為了核心課題——不只對苦難中人來說是如此，對該議題的研究者亦然。
這類倫理面向的考察，需要回歸到作為主體（subject）的人的層次來探究。畢竟某種生活是否「可居」，終究要由受苦者的意義感受來界定，而不是任何外部判準可以加以裁決的。這一點在類似慢性病、罕見疾病、長期障礙等需要持續性關係的照顧脈絡中尤為明顯——在這些處境中，有別於急救醫療或其他高度標準化的照顧程序，忽視個體主體意向的照顧不只是倫理上的失當，更會在照顧品質上帶來根本落差。因此，這一類照顧實作（研究亦同）從根本上需要預設對個體主體性的認納（recognition）：照顧者必須朝向一個具體的人，回應他特定的處境、意向與欲望，而非朝向一個範疇、一項任務或一個診斷。
人類學研究中的「他」：脈絡化的個體
然而，這種涉及主體向度的倫理追求，在人類學領域並非理所當然。這門學科有一個「第三人稱（third-person）」的思考傳統——一種分析上的傾向：將個體的行動、經驗與選擇，置放於更大的社會結構、文化規範或集體力量的脈絡下來加以認識，從「脈絡中的人」的認識論立場出發。[1]這並非是對人類學全貌的描述，卻是該學科內部存在一種知識論上的引力（epistemic gravity）：即使研究者意識到它的侷限性，也不容易克服。其中一個原因或許在於，傳統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其成立的根本前提之一正是將自身與心理學區別開來——它研究的是文化、結構與集體，而非個體的內在心理。這種學科邊界的劃定，使得研究者在面對個體的具體經驗時，傾向於將其導向範疇性的解釋：人類的行動與感受，在此被理解為種族、階級、性別、文化等更大範疇的表徵，而非源自他自身的、無可化約的回應。如此一來，研究的終點往往落在個體「他」如何承載某些支配性力量的印記，或如何在這些力量的框架下作出因應——而非落在他作為一個特定之人的具體回應之上。
對此，必須立刻補充以另一個方向的思考：這已然是一門非常「不結構」的一門學科了！事實上，超過百年來人類學者所挖掘的現象界的殊異性（particularity），恐怕遠高於對普同性（generality）的追求。研究者們以長期的田野浸泡與民族誌寫作體裁作為知識生產的路徑與形式，不只標誌出該學科的獨特方法，更因此得以捕捉不同地方世界（local world）的紛繁風景。藉由與當地人共同生活的經驗，這群田野工作者常能貼近報導人第一人稱的「我」，推敲出那個由感知、想像與實作所構築起來的主觀世界，並對於個體如何在受限的條件下，仍能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即興演出（improvisations）或創造性的戰術（tactics）發明（Certeau 1984），給予特殊的關注。而對地處邊緣的族群、難以被歸類的群體、處於社會底層或遭嚴重污名者的生存處境進行細緻梳理，也幾乎成了這門學科的重要精神特質（ethos）了。
由此可見，問題並不在於普同性／殊異性或決定論／能動性之間孰輕孰重的問題，也不在於「差異」在人類學研究中無所容身。對於照顧議題的人類學研究而言，真正的張力或許更為內在：如何在知識上調和「脈絡中的人」與「主觀感知世界中的人」這兩種視角？對於這個問題，我認為在大多數人類學研究中，前者往往成為理論性分析的核心，其方法論「潛台詞」是「人如何受……的影響」，即個體／群體如何受到環境脈絡的形塑與擠壓，又如何因應或反抗之。就後者而言，它雖同樣地受到重視，但所受到的理論性關注程度上卻與前者不成比例——它多半以報導人話語的引述或特殊事件描述的形式呈現，被用以指認人類能動性空間與創造性面向的存在。但事實上，它多半依附於前者而出現，以一種前者難以全然捕捉的「間隙」或「逃逸」的姿態現身，缺少自己獨有的知識位置。[2]
第一人稱「我」的知識論定位
這種不均衡的知識配置是一個問題嗎？在照顧的人類學研究中，「經驗主體」更需要擁有屬於自身的理論定位嗎？對醫療人類學家Cheryl Mattingly 而言，答案毋寧是肯定的。她長期跟隨那些在慢性病與障礙處境中掙扎求生的家庭。對這些家庭而言，苦難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個綿延的、每日需要重新回應的生存狀態。在這樣的處境中，真正重要的時刻，往往不是宏觀結構的翻轉——儘管結構性力量始終至關重要——而是某個具體的、當下的、有感有知的經驗時刻，就像是：一個預後不佳的孩子，忽然在某次治療中積極地投身；或是，一個幾乎失去所有社會奧援的母親，卻能傾全力為重病的女兒在家中佈置了充滿想像力的遊戲空間。這些時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具有療癒（healing）的意義，而且還是希望（hope）之所在（Mattingly 2010）。它們無法單從結構性支配的邏輯中被推導出來，只能從一個有感受能力的第一人稱經驗中被認識。
不過，此處有必要對本文所謂「第一人稱的『我』」的意義加以澄清，以避免與幾個看似接近的概念彼此混淆。首先，它不只是方法論上「讓當事人說話」的意思——那仍只是資料蒐集與書寫的策略，研究者依然可能站在外部進行詮釋。其次，它也不完全等同於詮釋人類學（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意義上對意義世界的重建——後者雖貼近報導人的主觀視角，卻仍傾向於將個別的意義感受收編進文化整體的詮釋框架。這裡所追求的「第一人稱」毋寧更接近現象學（phenomenology）的主張：人是一種對自身處境有所回應的存在，是一個有感有知、在具體時刻中被某些事物打動、呼喚，並以某種方式加以回應的特定之人。這正是 Mattingly 時常選擇以受動性（pathic）的角度切入經驗現象的原因：那些帶來療癒的時刻，首先是被感知的、被經歷的，然後才是被分析的。
由此，本文的問題意識可以這樣表述：如何為這個「受觸動的『我』」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知識位置——使其不全然依附於、卻也不脫離「脈絡中的『他』」？如何發展出一種討論個案的方式，使療癒（healing）過程中的精神性乃至宗教性向度，得以與其所涉及的社會科學所著重的環境與脈絡性面向相互銜接，從而更為整全地認識苦難與照顧的面貌？這一項關乎「照顧—人類學研究」如何可能的知識提問，涉及了跨領域知識系譜的整合與重新配置，以下將藉由Mattingly的兩項民族誌研究，對這個問題給出一個初步的思索。
「這樣的美能屬於我們嗎？」
在〈日常可能、超越內在性和回應性倫理：一種小型事件的哲學人類學〉（”Ordinary Possibility, Transcendent Immanence, and Responsive Ethics: A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Small Event”）（Mattingly 2018）一文中，作者以一個非裔美國家庭日常活動的描述為開場：在祖母Delores的家裡，五個孫子女擠在床上，觀看著研究團隊所錄製的、一段儀隊舞團（drill team）遊行的影片。孩子們的母親Marcy童年時期就是在地牛仔女孩儀隊舞團（Rodeogirls）的成員，而在螢幕中，她正以教練身分引領著隊伍，進行動作與隊形變化。原先，孩子們吵擾著評論對手們的隊伍，但當她們自己的隊伍出現在螢幕上時，忽然沉默下來——十三歲的Latoya爆出一聲驚呼：「我們超到位的（We so tight）！」那是黑人英語中，對一種精確執行、節奏同步與動態之美的由衷讚嘆，聲音裡帶著一份震驚，像是看見了什麼從未預料到的東西。Mattingly把這個從日常嬉鬧中忽然凝結的一瞬間，當作整篇文章由此開展出去的核心場景。
面對這個場景，Mattingly首先示範了一種常規的人類學式解讀：這種儀隊舞團有其深厚的非裔美國人歷史，從奴隸時代的部落舞蹈、互助社團的遊行傳統，到黑人兄弟會和姐妹會的入會儀式，再到二戰時期軍事風格的融入。接著，她提及今日的儀隊舞團體現了杜博依斯（Du Bois）所說的「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同時折射出國族主義的軍事熱忱和高度特殊的族群認同。從這個角度看來，孩子們所投入的是一種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展演行動，她們正被訓練為特定文化德性的承載者：紀律、團隊精神、感官與身體的鍛鍊、個人與集體的自豪感。這樣的解讀並無不妥，但Mattingly指出，它卻把該場景給「去倫理化」了：一旦我們把這一刻理解為主流道德規範的再生產，它很可能就失去了作為一個嚴格意義上「倫理時刻」的可能。
作者接著拓寬了民族誌的視野，把這一幕置入另一個更深層的、關於呼喚（calls）與回應（responses）的家族戲劇脈絡之中：Marcy從十四歲開始吸食快克古柯鹼（crack cocaine）成癮，此後十八年間是一個失職的母親；祖母Delores於是辭掉工作，成為孫子女的法定監護人，而且她拒絕執行那些毒品專家和身旁的教友所建議的「強硬的愛（tough love）」，堅持每次都讓Marcy回家。她認為，當時她若不這麼做，孫子們隨時可能被送入寄養系統；而若依從旁人建議把Marcy趕出家門，自己的女兒也不會因此而獲得康復。長期以來對Delores而言（對Marcy亦然），孩子們的呼喚是具體的，等待有人回應他們生存和成長的需要，而前述兩個風險則隨侍在側，隨時準備要在一夕間使家庭四分五裂。
後來，Marcy參與了戒毒計畫，她終於開始有一些時刻是清醒的了。在孩子們觀看那場儀隊舞團的遊行時，Marcy也才清醒不過三年，但那段時間，她仍頻繁地在家中消失，常常對周遭所有人都焦躁易怒、脾氣不好，幾乎坐不住。沒有人清楚她為何終於能夠保持清醒，或者這次的清醒又能維持多久。因此，當Marcy以教練身分重返社區街道，實際上是在為長期深陷困境的自己（及家庭）開闢一條生路：首先，那條街道曾是Marcy作為成癮者的生存空間；以教練身分重返，明顯是一種對自身墮落歷史的切斷與揚棄。第二，為她加油的觀眾們，正是曾經譴責她遺棄孩子的鄰居——她在他們的目光下重新現身，本身就是一種對污名秩序的挑戰。第三，Delores長期對成癮女兒的接納，在當時被視為過度縱容與不智，現在則成了Marcy最終能以教練身分重返街道的必要條件。當然，這個「重返」是一種賭注，既充滿了不確定性，也承擔著風險——或許Marcy將故態復萌，而街坊鄰居的目光也總是準備好要評判這一切。在這個脈絡下，讓孩子們加入儀隊舞團、讓Marcy擔任初級教練以傳承家族榮耀，就不只是一項社區休閒活動，而是一個針對毒品成癮和社會汙名的創造性回應，更是兩代女人的倫理籌謀（ethical project）之一——她們不多說什麼，但想要去改變過去種種的不堪與家族的苦難。
循此，讓我們回到最初的那個靜默與驚呼的時刻，Mattingly引用了Bernhard Waldenfels的回應現象學（responsive phenomenology）觀點來加以認識——有某個從「他處」而來的東西，在我們有能力命名它之前，就已經讓我們怦然一動、迫使我們對它回應了。Waldenfels稱這個東西為「陌異者（the alien）」，並以「陌異性視域（horizons of alienness）」來描述它那模糊而又無所不在的存在方式。因此，當孩子們第一次從螢幕上反觀自身的隊伍，當「我們超到位！」的驚嘆從Latoya由衷發出，其實是一種對「我們」之中的陌異者的指認。過往，無論是這個家族在社區中的地位，或者她們個人作為失格者之子女的社會評價，都與眼前如此精實（tight）、充滿活力與歡愉的遊行隊伍形成強烈對比。於是乎，這個驚呼獲得了倫理的重量，它隱約在訴說：「這樣的美能屬於『我們』嗎？我們值得這一切的美好嗎（Do we deserve it）？」，這顯然是一種存在層次上的不可置信。新的感官體驗觸碰了在地既有的污名秩序，對後者帶來衝擊和質疑。
這個場景因此具有雙重景深——同一個文化形式（非裔美國人的儀隊舞團）既是一種社會化的展演，也是對抗污名的母職實驗和倫理嘗試。「驚呼」作為一次觸動感官且足以撼動既有認知的美感體驗，既分別來自這兩條脈絡，又獨立於它們，具有不可化約的經驗質地。退一步言，這樣的民族誌描述之所以可能，來自於Mattingly的一個方法論立場，她稱之為「分析倒置（analytic inversion）」：不是把這個小事件嵌入儀隊舞團的文化歷史加以解釋，而是把文化歷史帶進來，以照亮這個家庭生活時刻的特異性（singularity）與主觀經驗的溢出性（excessiveness）。[3]於是，分析從一般走向特殊，而非反其道而行。關於這一點，在以下同一作者的第二篇文章中，將更清晰地顯露出來。
在事件中駐留，從事件中活出
Mattingly（2025）一篇相當近期的文章〈驚訝與特異的複數〉（”Surprise and the Singular Plural”）中，同樣從圍繞著一個經驗場景出發：Andy是一名生來患有腦性麻痺，合併有下肢癱瘓、失語、大腦皮質性視盲以及重度智能障礙的孩子。他九歲時，父母親Frank和Tanya鼓起勇氣帶他參加了一個活動，一個專為肢體障礙兒童設計的滑雪營。從Andy幼時起，這對父母肩負起嚴峻的照顧重擔，而在訪談中，他們反覆強調，他們在活動中聽到了一個讓他們印象深刻的聲音：那是當Andy坐在專為肢體障礙者設計的適應性座椅（adaptive chair）中，在兩名教練於後方的引導控制下，從陡峭山坡飛馳而下時，Frank和Tanya聽到了他們從未聽過的聲音——Andy第一次如此快樂的笑聲。
在此，「第三人稱的結構分析」與「第一人稱的現象學描述」之間的方法論張力，被轉換為另一組術語：解釋（explaining）與駐留（dwelling），或更精確地說是：戰勝驚訝（winning over surprise）或活在事件中（living in the event）。
作者借用Jean-Luc Nancy的哲學語彙，指出將這個事件「置於一個概念之下」（assigning it a place under a concept）的危險。她所指的是，在此若用傳統人類學熟悉的分析範疇對「驚訝」加以分析，以此凸顯其重要性，卻很可能會適得其反，反而取消了它的存在：當研究者透過追溯滑雪營的歷史、障礙運動的政治脈絡與種族與階級的交織結構等脈絡，指認出正是這複數的背景條件，使得這個令照顧者驚喜萬分的事件得以發生時，儘管這些分析是完全正當且必要的，但若僅止步於此，則Andy笑聲只是被消解為結構性條件的產物，失去自身作為一個震撼人心事件的力道。
不過，Mattingly也不僅只停留於純粹現象學式的「駐留」，或沉湎於經驗的不可說之中。她注意到，Andy在滑雪坡上的笑聲不僅批判了這對障礙者父母原先對於殘障世界可能性疆界的劃定（他們一直認為兒子不可能去從事滑雪運動），更啟動了一連串的新事件：Frank開始想像其他運動的可能性（「如果Andy喜歡滑雪，為什麼不試試足球？」），幾年後，成功讓Andy加入社區足球隊；家庭生活也被重塑：游泳池、教會、旅行開始成為全家共享的交互世界（inter-worlds）；Tanya成為一個愈來愈能在教育系統中直言、捍衛障礙者權益的倡議人士；Frank則經歷了職業和人生的巨大轉向——從FedEx送貨員，到成為一名高中老師，致力於在一所洛杉磯資源最懸缺的學校中，幫助一群社會邊緣的青少年。這是Nancy所謂「擴張中的宇宙（universe in expansion）」：一個特異事件如何不斷生成新的世界、新的連結、新的可能性。
Mattingly指出，Andy以他特異的存在——他的笑聲、他對水的放鬆、他在球場上被推動時的興奮——深刻地塑造了他的障礙世界。礙於語言方面的障礙，他無法清晰表達自己要什麼，卻以其具身性的回應（embodied responses）作為個體簽名（signatures），藉由驚訝或愉快的情感表達一步步改變了父母的生命軌跡，甚至催化出他們原本沒有的政治性動能。在此，能動性不必依賴於語言或自我意識，存在的特異性本身就具有倡議和轉化的力量。而最明顯地「活在事件中」的，當然就是這一對父母，那次「驚訝」本身既是現象學事件（經驗的特異性、溢出性、不可預期性），也是政治事件（它打開新的可能性，創造新的障礙家庭與障礙世界），讓原先不可想像之事物與不曾預期的自己被帶入可能性的視域中。之所以能看到這一點，可說是民族誌—現象學方法論的貢獻：既分析驚訝的條件與效應，又不消解驚訝的感性力量和主觀意義，並將後者銜接回其社會和政治實踐。
結語：從「他」到「我」的方法論重構
對於照顧的人類學研究而言，Mattingly的兩項研究意味著一種方法論的重新校準：不是放棄結構性分析，因為種族、階級、醫療體制的不平等始終形塑著受苦者的處境，而是將分析的方向從支配性結構移向事件，從「脈絡中的他」移向「受觸動的我」。這個「我」不是孤立的心理主體，而是一個在具體處境中被呼喚、被打動，並以某種方式回應的存在。照顧研究的任務因此不只是解釋苦難如何被生產，更是追蹤那些在苦難中仍然發生的、無法預期的可能性時刻，以及它們如何創造出新的存在形式。我們不需要在「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之間做選擇，而是要讓兩者相互照亮：結構性條件說明了事件如何可能，經驗的特異性則既闡明其主觀意涵，亦可能揭示結構對個體之影響的非決定性或無法支配的面向，並追蹤其後續如何生成新的實踐與生活世界。
這裡所浮現的「第三條路」或許可以這樣表述：批判的力量不必來自外在的理論框架，而是內在於經驗本身的中斷與驚訝。Mattingly將類似Latoya的驚呼和Andy父母的驚訝這樣的時刻，稱為「小事件」（small event），它們極為日常、微不足道，卻以其無法預期、無法被既有範疇收編的特質，在發生之後重新配置了可能性的疆界，因而具有倫理與政治的重量，甚至本身即是照顧實踐中真正具有轉化性力量的核心。這向我們說明，當照顧的人類學不是從「特殊」走向「一般」，而是讓一般性的脈絡照亮特定時刻的特異性和溢出性，它將不僅只是「關於照顧」的研究，其本身就是一種照顧實踐——對那些容易被結構性分析所消解的、微小而關鍵的經驗時刻，給予應有的知識位置與倫理重量。
參考文獻
de Certeau, M.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ear, J. (2006). Radical hope: Ethics in the face of cultural devast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ttingly, C. (2010). The paradox of hope: Journeys through a clinical border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ttingly, C. (2018). Ordinary possibility, transcendent immanence, and responsive ethics: A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small event.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8(1/2): 172–184.
Mattingly, C. (2025). Surprise and the singular plural. American Ethnologist, 53: 9–21.
[1] 第三人稱的分析姿態自有其正當性，因為結構性的壓迫或支配確實存在——種族歧視、貧困與醫療不平等深刻地形塑著受苦者的處境，任何忽略這些力量的分析都可能是過度天真的。然而，對照顧的實作和研究而言，「第一人稱視角」毋寧是不可或缺的，缺乏對受苦者與照顧者在具體處境中的掙扎、籌謀與創造性回應之主觀意義的詮釋，那麼研究便只能看到支配性、結構性力量的生產與再生產，抑或某種較為可見的抵抗形式或崩潰模式。然而即便是後者，人類主體依然作為「他」，依然只是因應性的，是一種被置入更大的範疇的脈絡中才獲得其主體性意義的存在。
[2] 即使在八、九〇年代之後，人類學受到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的洗禮，這個傾向也並未根本消除。後結構主義雖然鬆動了「結構」的穩定性，解構了主體的統一性，卻往往以更為鋪天蓋地的支配性概念——如論述（discourse）或權力（power）——取而代之，作為詮釋個體經驗的最終參照框架。當然，後結構主義同時認識到結構無法完全收編個體，總有某種東西在秩序的邊緣溢出、殘留或逃逸，於是有了Michel Foucault晚期對自我技術（techniques of the self）的轉向、Jacques Derrida的延異（différance）或Jacques Lacan的絕爽（jouissance）等當代重要思想遺產。然而，後結構主義式的「溢出」，其分析重心仍然離不開結構本身；溢出之所以值得關注，是因為它揭示了結構的裂隙、不穩定性與內在矛盾。
[3] 英文excess具有「溢出」、「超出」、「多於」的意涵，它在本文（及Mattingly的現象學與後結構主義思考）脈絡中，指的是某個事件中那多於（more than）任何解釋所能涵蓋的東西，以及主體經驗中溢出、超出概念框架的部分。而excessiveness這個字則意味著這種溢出既有範疇的屬性，在文中與singularity（特異性）並列，共同指陳事件的不可化約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