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蜃樓：亂倫創傷精神分析民族誌》
本文作者 | 周仁宇＿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人類學博士、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分析師
第十四期 2026.01.15
書籍資料
《家的蜃樓：亂倫創傷精神分析民族誌》
作者： 彭仁郁＿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出版者：左岸文化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01/21
存活與價值
在這本沉重的書裡，作者藉由大榮和小汐的故事，細膩地講述殘酷至極的家庭暴力場景、這些暴力事件對於人心的影響，以及允許這些發生的家庭與社會。
本書的內容來自受到嚴格學術研究審查規範的田野材料，必然經過為了保護受訪者而進行的必要改寫，因此，我相信大榮和小汐這兩個名字「代表」了許許多多有著類似經歷的人。但作者在描述時非常成功地保留了其中的重要元素，清楚地讓讀者感受到這些殘酷暴行對孩子的傷害，因此，大榮和小汐也「是」活生生的人。
作者以「類分析」來形容她的「精神分析人類學田野」，說明了作者與大榮和小汐的會談，在本質上是研究訪談，而非心理治療或精神分析。不過，這位訪談者在人類學田野式的參與觀察當中，以具有精神分析的態度來聆聽與回應。
如同許多無法被納入傳統治療框架定義的事物一般，田野研究雖然不是治療，但也可以具有療癒作用。
本書內容極為豐富，在有限的篇幅內不可能完整地回應。因此，接下來我想聚焦在幾個與療癒有關的問題：「個別創傷主體的生命歷程」是如何在訪談裡浮現的呢？是什麼讓浮現的「創傷主體」能夠走過這麼艱鉅的旅程？而一起踏上旅程的研究者如何完成這麼困難的任務？
個別創傷主體的生命歷程
當發生無法理解的嚴重傷害時，人會在內心形成一種被稱為「異質我」（alien self）的人格組織。[1]因為無法理解，所以這個傷害無法被自我（ego）收編，成為經驗，它以一種無以名之且如同異物般的狀態存在。就如同生理上發炎潰爛的組織一般，心理受了傷的人也不得不動員各種防衛機轉（defense mechanism），例如屈服、討好、對抗、逃避、投射、認同，來回應這個異質我的恐怖威脅。於是，受了傷的自我，不再能順著自己的天性發展，只能隨著環境變化而不斷變換身形，以求生存。多年之後，我們便只能看到外面看得到的各種疾病症狀與功能缺損，卻再也看不見當年那個（或那一系列）令人無法理解的嚴重創傷事件。[2]
家內性侵與暴力，便是這樣的事件當中最嚴重的一種。
首先，由於大榮和小汐在創傷事件首度發生時仍然年幼，再加上施暴者父親以及旁觀者母親刻意掩蓋事實，大榮和小汐自然難以理解自己為何會遭遇到這樣的事。作者清楚地告訴我們，在父母與孩童懸殊的權力關係架構中，施暴者會建立起某種高度扭曲的秩序。當受暴者想要掙脫長年的家內暴力與性侵時，反而會變成破壞秩序的人；就像試圖推翻暴政的人會被稱為暴民那樣，反而要面對內在與外在的各種恫嚇力量，這些力量極力地否認事實，不讓受暴者把事情想清楚。
並且，在本書所提及的各種殘忍的施暴手段當中，皮膚、孔洞等身體與外在接觸的邊界會受到嚴重毀壞。大榮和小汐所遭受的性侵，除了一切與性有關的含意，還伴隨對身體邊界的侵犯。而其中所涉及的劇烈疼痛更將受暴者帶入「無法言說……沒有外在指標……無法分享的世界當中。」[3]這對任何人類的理解能力都是極限的毀壞，何況是對年幼的孩童。
再者，在遭受一己之力無法承受的衝擊時，人類會本能地尋求依附對象的理解。[4]然而，大榮和小汐的父母卻正是對他們施暴的人。
更可怕的是，由於人類孩童對父母的依賴期非常長，當施暴者是父母時，受暴者會經年累月地處在極度高張的警醒狀態。而人類的大腦在如此高度的警覺中是無法思考的，生物的神經系統本來就會讓獵物在獵食者追捕之下只能狂奔，停止理解。
家內性侵與作者的另一個研究主題「政治暴力創傷」在許多面向上都極為相似。來自父母的暴力與來自國家的暴力在「令人無法理解」這一點上，都遠遠超過人類所能承受的極限。因此，在各種人類可能遭遇的衝擊事件當中，這兩者或許是最容易產生嚴重創傷，並且讓「個別創傷主體的生命歷程」最難浮現的型式。[5]
在政治暴力創傷與家內暴力性侵這兩種情境中，施暴者原本都應該是要提供支持環境的那個人，而在家內性侵的場景裡，更不同的是，出問題的是孩童最直接依賴的環境（父母），並且發生在孩童依然高度依賴環境的時期。
在此，佛洛伊德的主僕譬喻以及溫尼考特的抱持環境（holding environment）這兩個概念，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思考。[6]
佛洛伊德說，自我（Ego）是個可憐的奴僕，服侍著本我（Id）、世界（World）與超我（Super-Ego）這三個殘暴的主人。自我必須日夜不停地運作，滿足來自四面八方的要求，而這些要求，完全無視自我的狀態和意願。
對大榮和小汐而言，這是個相當貼切的譬喻。本來，如果環境夠好的話，這個譬喻是不應該成立的。
人類的嬰兒在剛出生的時候，自我能力尚未整合且相當有限，光是本我的飢餓衝動以及世界的溫度變化就會致命。然而，在一般家庭裡，存在著一個能夠理解嬰兒的難處並給予協助的母親角色，以及支持母親的父親角色；並且在家之外，還有社會與國家在支持著家的運作。如果母親有得到足夠的支持，她通常會有能力且有意願把自我借給嬰兒。於是，在母親的協助下，嬰兒在一段相當長的依賴期裡，有足夠的時間去整合，最終發展出不只能照顧自己和世界需求的能力，同時也擁有對生命的愛好和熱情。
溫尼考特把這種人類嬰兒在人生最初應該得到的支持，稱為抱持的環境。
但大榮和小汐的環境因為某種原因失敗了。從某個時間點開始，他們的父母不但沒有提供支持，還經年累月透過身體與心理界限的侵犯，把父母自己的欲望和衝動，強灌進孩子仍然脆弱的自我。這麼一來，孩子若想活下來，就必須先滿足父母的需求。原本，父母應該協助孩子承受人類在展現自己時本來就會有的罪惡感和羞恥感，讓孩子能盡可能地發揮潛能。但大榮和小汐的父母，反而將自己的罪惡感、愧疚感丟給孩子。
三歲的大榮和四歲的小汐是沒有能力逃跑的，他們只能動員心理的防衛機轉，拚命去適應父母極度扭曲的狀態，否則根本活不下來。由於他們天資聰穎，長成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適應良好的殼。然而，在人格的核心，卻充滿無以名之的異質我，以及被大人們硬灌進來的罪惡感與羞恥感。
在這樣的處境下的孩子必須持續觀察父母的狀態，隨時變換身形，培養滿足父母的功能，才有可能存活。許多人甚至無法成為作者所說的「個別的創傷主體」，他們無法成為個人，無法成為主體，持續被殘暴的家所吞噬。
創傷主體的浮現需要另一個人
要走出那個殘暴的家，得要經過層層的內外關卡。
大榮和小汐同意參與以「家內性侵」為名的訪談，這個同意本身就已經代表了他們越過了不曉得多少關卡。從作者細心的觀察與描述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大榮和小汐在跨出這一大步之前，如何以一己之力艱難地試圖向療癒邁進。
然而，在依賴期發生的創傷，終究得要依賴另一個人才能完成。
由於涉及到另一個人類，最後這一段路極為艱難漫長。畢竟，他們在最初的信任關係中受到背叛，如今要他們再度相信，實在是難上加難，但卻又非如此不可。
本書的描述與寄養家庭極為相似：當大榮和小汐開始信任作者所建立的連結時，第一件事便是對那個連結發動猛烈的毀壞攻擊。這樣的現象幾乎總是出現在乖巧的寄養兒童開始發現養父母可被期待時，他們總是在終於感覺到希望時，立即地去測試那個希望。而此時寄養父母能否成功的關鍵有兩點，一是他們必須在這些攻擊之中存活下來，二是他們必須看見這些攻擊的價值。
我相信，這兩點是作者成功的原因。她顯然在這些攻擊中存活了下來，她沒有崩潰也沒有抓狂，並且能夠持續看見這些攻擊所含有的溝通意義與價值。在確認了作者可被信任並且可被預期以後，大榮和小汐才開始透過作者所說的「解離」，重新經驗並展現當年的創傷。
而這些「解離」，似乎是溫尼考特所說的兩種退行當中的一種。溫尼考特延伸佛洛伊德在時間軸上退行的概念，認為自我（ego）有退回到過去的能力。第一種退行是在此時的困境中退回到相對安全的過去以汲取力量，第二種則是在此時相對安全的環境中，回到過去的困境以試圖理解或修復。大榮和小汐顯然是第二種。當年仍然幼小的他們，沒有能力承受那些令人難以想像的罪行，那些創傷事件在他們的身心之中反覆撞擊所造成的傷痕，一直沒有被他們真正經驗過。
溫尼考特認為，雖然幼小的大腦沒能記得，但身體可以暫存，直到未來遇到可信賴的環境時，自我才終於有機會能夠退行回到當年，去「經驗」那個發生過，但未曾真正被完整「經驗」過的崩毀。作者對小汐說了和溫尼考特很類似的話：「你很害怕崩毀，但是崩毀其實早就已經發生。」
而這或許是小汐第一次真正「經驗」那個早已發生過的崩毀。不過，這一次有「另一個人」在，並且願意幫忙。
然後，作者繼續對小汐說「而且你知道它其實早就已經發生，所以才會拚了命地跋山涉水找到我。但是你還是非常害怕，不知道讓我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不知道我會怎麼看你」。這個「另一個人」繼續說出小汐的願望與害怕。我們可以想像，如果作者說對了，小汐會經驗到或許是人生第一次有人理解她此時此刻的心情；即使說得沒有全對，小汐也會經驗到或許是人生第一次有人願意那麼努力地去聽她講話，並且即使冒著誤解的風險，還是努力試著要理解她。
作者是如何做到的呢？
但並不是每個家內暴力性侵的受暴者都能擁有這樣的機會。
由於在這個療癒過程裡，受暴者必須放下原本用來保護自己的防衛，回到暴力創傷發生的依賴期，因此在環境裡，必須有一個能夠被依賴的人。這個人必須有能力挺住各種要將她逼成迫害者或旁觀者的力量，持續提供可以信賴並可以預期的環境。
許多人從未遇到這樣可信賴的人。溫尼考特甚至多次描述，許多人在進入分析治療後，一直扮演著合作並有長足進步的好病人的角色，並且在人間適應良好。在長年心理治療的過程中，除了表面上看來已經被好好消化過的創傷記憶之外，幾乎看不到創傷的痕跡。然而，在多年之後，分析師突然驚覺，眼前彷彿是「心理韌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理論完美案例的個案，其實是被凍結在一種看似健康的空洞假象裡。
作者有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整理：「倘若是在中古世紀的歐洲……小汐和大榮，可能會被視為附魔者，被村民捆綁在柴堆上燒死。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可能被歸咎於在體內亂竄的子宮（女性），或是紊亂失調的體液或精氣（男性）。在二十世紀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精神病院裡，他們可能獲得精神分裂症的診斷……一九八○年代起……看與說的詮釋……並非取決於受創主體的受暴經驗和受苦情態本身……更多時候是取決於觀者自身的信念體系所衍伸出的解釋框架：附魔、病變、劫數、人格缺陷……」
作者認為大榮和小汐的經歷「驗證了大部分精神科和身心科醫師不進入病患重大生命經歷的慣性」，以致於「小汐和大榮在漫長的成長過程中，他們周遭無人察覺極限暴力創傷迫使他們以人格碎裂作為代價，經營著外表看來如常人般的『正常』生活。他們沒有中斷地求學、求職，勤奮工作，並且熱心公益，讓自己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於是，我們不得不問：是什麼讓作者做到了她以上列舉的人們都無法做到的事？
我相信，當然不是所有的前人或精神科醫師的心地都比較不善良，或是頭腦都比較笨。或許是，在這麼多人努力了這麼久以後，在各種學術與臨床上的成功與失敗逐漸累積以後，我們對創傷的理解真的有在逐漸增長。並且，許多政治、經濟、文化因素也參與其中。例如，若是台灣仍像四十年前那樣處在極權統治之下，作者的工作便極可能無從發生。
總之，所有必要的內外條件終於滙聚，讓作者與大榮和小汐的相遇成為可能。而在作者所具備的內在與外在的無數條件當中，我認為有兩個最為關鍵。首先，當她面對自己被小汐與大榮所挑起的各種負面情緒時，總是能接受並理解它們，因而可以保護自己，設立界限以讓自己得以存活。再者，她從一開始，就做好心理準備要去聽任何浮現出來的殘忍故事，對於在嚴重解離狀態以及夢境中所出現的素材，她始終保持著一致的態度：盡力與大榮和小汐一起去理解那些已經發生，不曾被完整「經驗」過，並且極難理解的創傷。
事實上，還有許多與本書所描述的「創傷主體」相似的人，在其他情境裡（例如分析治療）走過類似的旅程，但由於保密的顧慮而從未被發表。
本書的出版讓我們有機會去了解如此重要的療癒歷程。這不只是作者的故事，也是許多治療師經歷過或正在經歷的艱難歷程。這也不只是小汐和大榮的故事，在這個世界上，有著無數的小汐和大榮，並且，我們每一個人也都經歷過各種不同程度的創傷，因而能夠在他們的故事當中找到與自己共鳴的軌跡。
我知道在如此短的篇幅裡，無法對本書做真正公正的評論。但我希望至少能在此，對本書的作者、小汐、大榮，以及其他參與此研究計畫的人，表達最深的敬意與感謝。
[1] Target, M. (2007). Is our sexuality our own? A developmental model of sexuality based on early affect mirroring.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23 (4), 517-530.
[2] Winnicott, D.W. (1949). Mind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Psyche-Soma. In 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The Hogarth Press. 1975. pp. 243-254.
[3] Spitz, S. (1989, May 17). The psychology of torture [Paper presentatio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Violence and Reconciliation, Seminar No. 3,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Johannesburg.
[4] Bowlby, J. (1969).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Attachment. Basic Books. Feldman, R. (2017). The neurobiology of human attachment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1(2), 80-99.
[5] Luci, M. (2017). Tor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uman rights. Routledge。周仁宇（2022）：〈「不能想清楚」：回應彭仁郁〉《本土心理學研究》第57期，頁119-130。彭仁郁（2022）：〈「不要碰政治」？轉型正義療癒工程的心理學介入〉《本土心理學研究》第57期，頁3-84。
[6] 編註：本文參考《溫尼考特的語言》一書，將holding譯為「抱持」，本書則譯為「承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