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黃奕偉_政治大學宗教學博士
第十七期 2026.07.15
在”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i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World”這篇2008年發表的文章中,蔡彥仁老師通過並陳中國大陸與臺灣宗教研究領域的思想與制度性背景、研究機構分布與研究主題類別來勾勒出兩岸華人知識界的宗教研究概況,在文末,他也建議華人學者應善用內在的學科多樣性就宗教研究的本質與內容進行對話,同時,更應把握機會與國際學界新的宗教理論與議題進行交流。藉著如此的雙向對話,蔡老師也認為將能進一步在本土現象與全球趨向的平衡之間確立華人宗教研究自身的學科認定(Tsai 2008: 90、118-119)。
經過了將近二十年,我們重新閱讀這篇文章,蔡老師所觀察到的,華人學界的制度性困境與思想沉痾是否有所不同,而其所指引的出路又是否仍有所助益?徐頌讚老師就指出,蔡老師的行文思路提醒我們注意到華人學界對宗教的「前理解」,及其對華人宗教研究知識界所帶來的影響。如果我們參照海德格,將「前理解」回返到人之「前有、前見與前把握」,那麼蔡彥仁老師文中所指出的:去政治化造成的政治疏離、碎片化帶來的理論深化困難,以及政治正確或市場正確所引致的實用主義趨向,就不僅指涉學術認知層面的限制,而更共同組構出兩岸宗教學者的置身所在。
胡其瑞老師則更一步觀察到,當前的學術現況可能更讓宗教研究自外於公共議題,忘卻宗教自身也是制度性與政治性的行動主體,以至於缺乏對公共領域的知識批判能力;對於KPI與快速學術績效的要求也似乎讓蔡老師所期待的在語言、田野、理論以及比較視野的深耕顯得更不容易;至於實用主義的趨向,在目前則更因為市場導向的招生需求、研究資源的爭取以及教育主管單位對大學教育的諸多期待,也都讓年輕學者在確立自身研究主體性上更加艱難,更遑論要確認宗教研究領域的學術定位。
幸好,蔡老師也絕不僅只是位紙上談兵的理想主義者,就如徐頌讚老師在文章標題即已點出的:蔡老師不僅是位長於反思的守望者,更是一位負重前行的實踐者。他與所有的華人學者同樣置身在我們所已知的各種思想性與結構性挑戰中,卻在自身的學術生涯裡既在學理上嘗試爬梳北美主要的宗教理論,更從自身所熟悉的歷史與經典中出走,在田野經驗中重新體認宗教為何;他也不僅為臺灣的宗教研究領域屢次申言確立自身學科主體性的必要,更在制度與行政層面,實際投身在籌設宗教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以及臺灣宗教學會之中。
或許,恰恰是因為深刻理解時局的艱難以及學術處境的充滿挑戰,我們才得以真摯落身在所被拋擲的世界裡,而也正是這種種現身於我們面前的情事,無論是驚慌、抑或怖慄,人於其中所決意承負與投身的,也才如此意味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