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蔡彥仁教授所著〈中國大陸與台灣宗教研究的發展現況〉
作者｜胡其瑞＿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現任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
第十七期 2026.07.15
緣起
蔡彥仁教授（1956-2019）是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的創所所長，是當代許多年輕一代宗教學研究者的恩師，也是我博士論文的口試委員。蔡教授在宗教所任職期間，多半都以基督宗教與猶太教相關課程為主要的授課科目，自2007年宗教所設立博士班之後，蔡彥仁教授便以「宗教研究基本問題」與「比較宗教學」等博士班必修課程與所上的蔡源林教授共同擔負培育宗教研究博士的重任。由於蔡彥仁教授的授課大多以宗教傳統、宗教理論與思想為主，因此我們總覺得蔡教授似乎對『形而下』的宗教學發展歷史興趣不大，儘管他本人就是一部台灣宗教學發展的活歷史。
2014年筆者在宗教所攻讀博士班時，蔡教授在這一年開設了一門「當代中國社會與基督宗教」。有別於以往以思想神、哲學為主的課程設計，這是一門相當「接地氣」的課。課程中充滿了當代正在進行式的中國大陸宗教發展現況分析，蔡教授本人在此前後也多次進出中國大陸進行相關的參訪交流與田野調查工作，加上當時的政治情勢較為和緩，所內陸續有來自中國大陸各地的陸生前來就讀，因此我們在課程中可以吸收到許多最即時而且多元樣貌的中國大陸宗教研究發展現況。而蔡教授著於2008年的〈中國大陸與台灣宗教研究的發展現況〉一文，可以說是他在開啟中國大陸宗教研究課程前的「預工」，透過對兩岸宗教研究發展的調查與反思，建立他開啟新領域的基礎工程。筆者有此機會受《複眼重讀》專欄之邀，能在多年之後重讀蔡教授宏文，甚感榮幸。與蔡教授對談實不敢當，謹就筆者拜讀此文之後略述感想，也是本文撰寫的背景梗概。
前言：從宗教到宗教研究
「宗教」這個議題在近代中國知識界很長一段時間是處與邊陲的，儘管每一個人都是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所稱的「宗教人」，但是宗教信仰研究常被視為是在學術殿堂之外的。宗教研究在學術上長期被邊緣化，其研究的發展不僅受到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影響，同時也受到學術體制與社會結構的形塑。在台灣，「宗教研究」今日已經在國科會的學門分類上有了自己的獨立學門（編號H29），但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宗教研究都是附屬在「哲學學門」之下，蔡教授在〈台灣宗教研究的範疇建立與前景發展〉一文中便已指出，中國傳統的學術範疇並不包含「宗教」，相較於西方傳統學術重視基督教的經典、歷史、神學等研究，之後再擴及其他世界宗教的研究取徑成了明顯的對比（蔡彥仁，2010：12）。
在〈中國大陸與台灣宗教研究的發展現況〉一文中，蔡教授針對此一歷史與制度背景做了許多的探索與比較，包括自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大陸與台灣宗教研究的制度化過程，並從學術機構設置、研究主題與方法論、宗教政策與社會環境等層面，呈現兩岸宗教研究的異同與面對的挑戰。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從蔡教授撰文到今日已經將近二十年過去，今日我們所見的「中國大陸與台灣宗教研究的發展現況」是否又發生了轉變？當我們從今日的宗教研究視角回顧該文發表以來兩岸宗教研究的發展變化，是不是有什麼可以進一步討論的議題或是更多的研究徑路？而當代兩岸宗教研究者所面臨到的挑戰、機會與侷限是否又與蔡教授當時有所不同？宗教研究的對象與方法論是否有其他發展的方向？本文期望透過「歷史」、「機構」與「議題」等幾個面向與讀者們一同思考這些問題。
一、歷史與政治脈絡下的宗教研究
如蔡教授在文章中所提到的，中國大陸對於宗教活動與宗教研究的態度大抵不脫五四運動的影響，關於「宗教鴉片說」的理念也深深影響了中國大陸對於宗教研究的看法，甚至成為制度化的國家意識形態。儘管改革開放之後官方對宗教的態度轉向「務實主義」，但對宗教的根本認知依然沒有太大的轉變（Tsai, 2008: 91）。而在台灣方面，解嚴前的台灣政府對宗教的態度也並非自由開放，乃是採取了蔡教授所說的「精華與糟粕」（the essence and the dregs）的策略，以維護傳統價值的正統性（2008: 94），對於宗教採取的是一種「管」的策略，讓宗教政策成為政權治理機制的一環，宗教團體的合法性與活動空間，則取決於其對政權的順從與配合，例如地方宮廟若參與政治動員或跨區域聯結，可能會被視為潛在威脅，進而遭到限制。
然而，政權對於宗教的態度是極其複雜的，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的宗教活動與交流日益興盛，加上民族政策的調整讓少數民族的宗教開始成為「文化」的一部分，透過對宗教的「文化包裝」，宗教研究在某些情境下，也被納入文化政策的實施工具，就像往來於兩岸的媽祖信仰與交流活動一樣，這類的活動已經不再囿於宗教的範疇，而是一種文化上的交流活動，而研究者是在「文化研究」或者是在「宗教研究」內進行，反倒出現了一些模糊地帶。台灣儘管號稱在解嚴之後開啟了宗教多元化的新局，但卻也讓學術界必須面臨宗教現象的複雜性。然而，民主化過程並不自動帶來知識生產的多元與批判；相反地，宗教作為一種文化資本與政治資源，在地方社會與選舉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也可能進一步影響宗教研究的方向與焦點，使得部分研究偏向描寫性與田野經驗的累積，但是卻很難在這段時間中提出更為深邃的理論與批判。儘管宗教研究者雖在各自領域中持續努力，無論是對民間信仰的描繪、新興宗教的觀察，或是特定宗教傳統的思想梳理，皆展現出豐富的田野經驗與文化敏感度，然而在面對如政教關係這類涉及國家治理、制度安排與公共倫理的理論性議題時，相關探討卻相對稀少。一如在台灣立法機關「卡關」的《宗教團體法》的立法爭議、宗教法人制度的懸置，已多次引發社會輿論與政治討論，但宗教研究者對於這些制度背後的政教關係邏輯、宗教自由與國家權力之間的界線、乃至於宗教如何在民主政治中定位自身角色，往往缺乏理論化的積極介入。
這樣的情況或可理解為學界對政治議題的謹慎態度，或是長期以來對宗教研究「去政治化」的傾向所致。但也正因為如此，當面對政教關係日益重要的公共性議題時，宗教研究往往缺席於學理建構與政策辯論之中，使得宗教被視為文化資產、觀光資源或在地認同的載體，卻鮮少被視為一種制度性實體或政治性的行動主體。這不僅限制了宗教研究在公共領域的影響力，也削弱了其作為批判知識的潛能，或許正是當前台灣宗教研究發展中亟需思考與推進的方向。
二、學術機構與研究取向的反思
所以，我們既然希望宗教研究可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門領域，從學術機構的角度來說，「有哪些機構在進行宗教研究？」以及「研究宗教的什麼？」或許是個可以引導宗教研究發展與制度化資源投入與結構設計的先導議題。蔡教授在文章中指出，中國大陸的宗教研究機構具有明顯的「自上而下」特徵，多由國家主導與規劃，並在意識形態的指導下展開（Tsai, 2008: 97-98）。相較之下，台灣的宗教研究機構則多數由宗教團體所支持，雖享有較高的研究自由，但亦面臨宗教立場影響學術中立的風險（2008: 110）。這樣的比較觀察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宗教研究制度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視角：在國家與宗教團體的雙重資源場域中，如何維持「學術自主性」成為一項值得探討的課題。
在中國大陸多半由國家主導研究機構進行研究，例如隸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世界宗教研究所，確實在資源整合、學科推動與人才培養上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些機構在特定主題，如佛教、伊斯蘭教、宗教政策等領域，積累了豐富成果。然而，如蔡教授的觀點，這種制度也可能導致研究議題受限於「政治正確」的範圍，尤其對於如民間信仰、新興宗教或宗教與社會抗爭等敏感議題的探討，仍會巧妙地閃避。此外，學術機構之間的分工常是依據行政劃分與地緣考量進行，導致不同地區的宗教研究發展呈現出碎片化的格局，缺乏跨宗教與跨區域的整合性研究平台。
正由於這種碎片化的情況使然，這種由上而下的制度設計也在一定程度上壓縮了理論創新的空間。蔡教授提到，中國宗教研究在理論視野上仍深受馬克思主義思維限制，對西方宗教理論的接觸有限，且多停留在「引用」而非「轉化」的階段；而令蔡教授感到遺憾的是，台灣的情況似乎也是一樣的。（Tsai, 2008: 108、114）。雖然近年有學者開始嘗試引入社會學、人類學或文化研究的方法，但如何在引介外來理論的同時，發展出根植本土宗教脈絡的分析框架，仍是一個尚未充分展開的課題。這也讓我們再次理解蔡教授在創立政大宗教所之後，何以一直強調台灣宗教研究機構的多元性與靈活性問題。事實上，政大宗教所作為台灣唯一一所國立大學內的宗教研究機構，自創所以來就強調跨宗教與跨學科的整合，並主張研究者應兼具宗教經驗的同理與理論分析的批判性，在研究各宗教傳統的路徑之外提供了宗教交談與跨文化的對話空間。猶記得蔡教授不止一次地強調該所的英文譯名中，「Religious」與「Studies」都是「複數」而非「單數」，反映出來的就是蔡教授對於跨宗教與跨學科的整合理念。
相反的，如蔡教授觀察到當多數研究機構由宗教團體支持時，其研究方向往往緊扣支持團體的宗教認同與關懷（Tsai, 2008: 99）。例如佛教背景的大學傾向專注於佛教義理、修行實踐與弘法策略，而基督教背景的研究則多集中於神學、教會史與宗教社會關懷等議題。這樣的研究資源挹注固然促進對特定宗教傳統的深入理解，卻也可能在無意中忽視了宗教間的互動、跨文化的對話，以及非主流宗教現象的觀察。宗教研究甚至成了宗教認同的延伸或宣教策略的一環，學術研究與宗教使命之間的界線反而變得模糊不清了。但是，不可否認的，蔡教授的理念必須建立在一個紮實的研究訓練基礎之上，而這樣的研究訓練往往不是一蹴可幾的，甚至必須經歷長時間的積累與淬鍊；而宗教研究需要資源，也需要時間，尤其是進行跨宗教比較研究的個體學者，往往必須長期耕耘、積累語言、田野與理論的多重訓練，才能具備跨傳統分析的能力。這樣的養成過程注定孤獨且漫長，不易迅速見效或取得外部支持。與此同時，宗教團體設立的研究機構則具備相對穩定的資源、明確的宗教傳統定位與支持網絡，使得研究可以快速展開，並在短期內產出成果。在這個學界凡事講求KPI與研究點數的現實下，我們不得不被強迫面對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究竟是個人單打獨鬥，可以走得更快，還是一群人協力合作，才能走得更遠？是個別學者在學術孤島中緩慢積累比較視野，還是依靠宗教機構的力量，從特定信仰出發逐步拓展學術疆域？這些選擇並無絕對答案，也不應陷入二元對立，而是需要更長的時間觀察、反思與調整。
三、研究議題與方法的轉換
由上面的討論可以知道，宗教研究的發展永遠不只是學術內部的事情，而是與研究者所處的政治環境、制度結構與機構資源密切相關。蔡教授在文章中已清楚指出，中國大陸的宗教研究長期受到國家意識形態與宗教政策的深刻規範；而台灣雖在制度上較為開放，卻也受限於宗教團體資源結構與學術社群規模的限制。因此，作為當代的宗教研究者無論在海峽兩岸的哪一邊都很難有所謂的「自主性」與「獨立性」。而在這樣的侷限性中，當代的宗教研究者們是否能夠另闢蹊徑，走出自己的研究取徑呢？
在中國大陸，宗教研究與國家政策之間始終維持著緊密的關連性。蔡教授指出，馬克思主義「宗教是迷信」的基本觀點雖已淡出公共論述，但政治上的「正確性」仍然主導著學術議題的選擇（Tsai, 2008: 109）。例如，當前所強調的「宗教中國化」政策，在學術上已引發一波關於「宗教文化」、「愛國宗教」、「和諧社會」等概念的論述生產，學者若能配合這些政策方向，往往較易取得研究經費與發表空間。
然而，這種「政策驅動型」的研究模式雖具有資源整合與議題聚焦的優勢，但也可能壓縮理論創新與批判思考的空間。學者若欲探討如新興宗教、家庭教會、民間信仰與地方權力等「研究禁忌」時，自然會受到層層的阻礙。當宗教研究者必須不斷調整研究議題以符合政策導向的論述方式時，其研究對象的主體性與經驗能否被真實呈現？研究者是否能在「國家補助」的誘因與「對研究誠實」之間找到平衡點？
相較之下，台灣的宗教研究表面上確實享有高度自由，學者能選擇各種主題、方法與觀點進行研究。然而，相較於整體學術領域，宗教研究的資源是相當有限的，這個限制也成為台灣宗教研究發展的重要瓶頸。在缺乏長期研究計畫、跨校合作平台與穩定研究經費的情況下，學者還同時需兼顧教學、研究與行政服務，新一代的學者在定期接受評鑑的壓力之下，確實難以持續投入更深入的研究工作。加上學術主管機構總有多個「領航」議題，從「生命教育」、「數位人文」到「人工智慧」，年輕學者縱有「三頭六臂」也無法應付國家政策的「七十二變」。更重要的是，台灣學界對宗教研究「應扮演何種角色」的共識仍未形成。有部分研究者強調宗教作為文化理解與社會介入的工具，強調其公共性與社會關懷；也有研究者認為宗教研究應回歸純粹學術的探究與理論建構。兩種觀點各有道理，但也顯示出台灣宗教研究在定位與路線上的模糊與分歧。
近年來台灣部分宗教研究機構為回應市場需求，逐漸走向「實用主義」取向，例如將宗教研究與文化創意產業、生命探索、非營利管理與生命關懷等領域結合，甚至開啟了如宗教與環境等回應現世挑戰的議題。這類跨領域嘗試固然擴大了宗教研究的社會能見度，但也引發對學術的核心價值是否被稀釋的疑慮。在課程設計與人才培育上，如何在知識應用與理論建構之間取得平衡，成為當前台灣宗教研究機構的一項重要挑戰。
結語：二十年後的「中國大陸與台灣宗教研究的發展現況」是？
回顧蔡彥仁教授於2008年所撰〈中國大陸與台灣宗教研究的發展現況〉，其所揭示的歷史脈絡、學術機構運作邏輯、研究主題分佈與方法論困境，至今仍是具有高度啟發性的一篇宏文。本文試圖在此基礎上，從當代視角出發，重新檢視兩岸宗教研究在制度、知識與實踐面向上的演變與挑戰，並反思當代宗教研究者所面臨到的問題與困境。
事實上，蔡教授撰文至今已然將近二十年了，在學術界的二十年可以說是一個世代，蔡教授在文中所觀察到的情況在新世代的兩岸宗教研究者所處的環境中似乎依然存在，甚至在一些議題上顯得更為嚴峻。歷史與政治的脈絡一方面為宗教研究奠定了發展條件，卻也留下了影響深遠的意識形態與文化偏見，致使一些宗教研究的議題長期被邊緣化；學術機構的制度設計與資源配置雖提供了研究的動能，卻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議題選擇的自主性與理論視野的開展；而主題與方法論的分佈雖呈現多樣化趨勢，但這樣的轉換是否真的有利於在宗教研究上的深化其實還有待觀察。
宗教研究作為一門處於制度邊緣與學科交界的領域，其研究發展從來就不是只有學術性的，包括研究者所處的政治環境、制度結構與機構資源都在在左右著研究者的研究議題與方法。蔡教授在將近二十年前對中國大陸與台灣宗教研究現況做出的分析，不僅為當時的宗教研究發展與困境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圖像，將近二十年後我們重讀此文，許多蔡教授當時所洞見的問題至今仍存在於海峽兩岸的宗教研究學界，真實地反映出宗教研究學者對於研究自主性漸漸失去的隱憂。今天我們再次回望這篇文章，不單只是想念蔡教授為宗教研究帶來的學術貢獻，我們似乎更應該反思，為什麼這麼多年過去了，當時蔡教授大聲疾呼的問題卻依然揮之不去。
或許，未來的宗教研究仍將在多股力量的交互作用中持續進行，也將繼續面臨來自政治、體制和學術內部的多重挑戰。希望蔡教授的文章不僅是一個回顧性的學術反省，更是一項建設性的未來提案，期待在我們拜讀前人研究的同時，也能為兩岸乃至華人世界的宗教研究提供一份反思與未來的想像。
徵引文章
蔡彥仁，2010，〈台灣宗教研究的範疇建立與前景發展〉，《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1:2：12-19。
Tsai, Yen-Zen. 2008.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i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World,” Sino-Christian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ble, Theology & Philosophy 6: 87-133.
